文化的背后是良心！政绩的背后是政德！

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首先应满足文化温饱、立足文化民生！

近年来，竞相上马文化大项目，正在全国各地成为一种时尚，尽管各种反对和质疑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但一些地方仍在以恢弘的气势书写着文化建设的“大手笔”。政府加大对文化建设的投入，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是否等同于大工程、大手笔？文化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文化政绩，还是文化民生？

 脚手架支撑不起文化大厦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唐朝著名诗人刘禹锡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时的住所，因为他的这首《陋室铭》一举成名。最近，和县即将开展的一项建设工程让这所“陋室”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该县将投入数千万元，将已显陈旧的“陋室”整体扩容改造，打造成全新的“陋室园”。

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质疑声更是不绝于耳：“陋室”一旦穿上“金缕外衣”，还能叫做“陋室”吗？如果刘禹锡在天有知，不知会有何感想。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类似一个个耗资巨大、规模宏大的文化大项目，在一些地方接连冒出，似有成风之势。

有人把由各地政府担任主角引发的这股文化大项目热形容为“伪文化高烧”，并将它归纳为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争名人故里，争完老子争孙子，争完大禹争诸葛亮，许多地方更是争先恐后与“三皇五帝”攀亲戚；第二个层面是搞公祭，各地凡是能挖出来祭奠的先人都祭了一个遍，以致出现了“伏羲东奔西走，黄帝到处安家，诸葛到处显灵，女娲遍地开花”的局面；第三个层面便是所谓的“文化大项目”了。

从某省以“建设软文化”的名义计划投资300亿元，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到某省三个县分别投巨资兴建黄河三峡孔子大殿、秦皇祭天广场三期工程、老子文化园；从西北某省投资2.8亿元两次整修黄帝陵，到中部地区两市计划投入3.5亿元，对黄帝故里景区进行改扩建；从南方某市累计投资2亿多元，新建各种祭禹建筑，到华中某国家级贫困县号称投入1500万元，塑造18米高的女娲雕像……

这些文化现象，显示出以“大而无当”的方式复制历史文化在某些地方已成为一种时尚，就连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也受到了这种文化“虚热症”的感染。

针对这些打着“传承文明”“发展文化”等金字招牌，耗资巨大、贪大求全的文化工程纷纷上马，有网友留言说，感觉就像经济建设中的大项目热一样，文化建设中似乎也出现了大项目热。还有人质疑：大项目就能带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吗？

记得王达三在《脚手架支撑不起文化大厦》一文中说过：“文化者，非工程之谓也，乃信仰之谓也。”的确如此，文化大项目支撑不起文化大厦，奢华的“文化工程”也不是理所当然的文化符号，文化设施必须负载文化内涵。

“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不应迷失在大工程、大项目、大投资之中。实际上，文化发展不同于经济发展，它并不特别要求物质的大繁荣、资金的大投入和利润的大回收。一味追求数量上的多、大、全，只会阻碍文化的良性科学发展。”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认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全社会都能普遍享受到文化的滋养。”

文化底蕴比争“第一”更重要

当前，文化的地位得到公认，文化的投入在大幅增加，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各地兴起了新一轮文化建设的热潮，并涌现出了国家大剧院等一批代表时代特色、具有国际水准的文化标志工程。

应该肯定的是，最初的一些文化工程，大多出于拯救悠久传统文化的良好意愿，所以工程仅局限于几个具有特殊历史文化背景的地点，比如黄帝之于黄陵、炎帝之于炎陵。然而此后，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使得“文化热”变成了“工程战”，“传统保护热”变成了“祖先争夺战”。

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以来，已经有数十个地方政府直接介入了类似的文化工程活动。文化活动的排场越来越大，档次也越来越高，一些文化活动还纷纷向“国字号”进军。某地甚至宣称：“全世界华人共同的精神家园和心灵圣地即将诞生”。

“把‘大项目’建设视为政绩，为了突出个人业绩，对‘大项目’往往不惜重金，一心追求炫耀夺目、造型独特的文化设施，不惜血本也要达到国内一流、国际先进，这种重为‘名’建设、轻为‘民’建设的政绩观是出现奢华之风的根本原因。”有专家这样分析。

事实上，与经济发展比起来，文化的繁荣更是润物细无声、静水流深的功夫。一味追求立竿见影、轰轰烈烈，将文化繁荣等同于大兴土木、上大项目的观念，是走入了一种误区。那种挥金如土，追求眼前“气势磅礴”“名扬天下”的文化大项目，是一种典型的“政绩工程”，尽管它们披着文化的迷人外衣。

“真正的文化建设是一个积累渐进、发自内心的朴素过程，而不是建立在有利可图的、大型的、表面的、政绩的操作形式上，其结果只能是彻底地败坏人们对于真正的文化艺术的向往。”广州美术学院美术系主任李公明向记者表示，“拿巨资打造文化，绝不是文化投入的方向。它只不过是某些地方官员的文化虚荣。”

事实上，一个地方是否重视文化建设，传统文化是否得到弘扬，并不在于建设了多少大项目，而应多考量与之相关的民族精神气质，融入了多少传统文化底蕴。全国人大代表、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沙振权教授曾针对广州新电视塔提出：“城市争建‘第一’，从积极的角度看，可以当成城市营销概念的确立。但城市营销不等于产品营销，后者要凸显第一，而前者则要凸显差异，文化底蕴与地方特色比争‘第一’更重要。”

文化建设应回归民生本位

前不久，一个经济并不富裕的城市耗资10亿元，建设了近7万平方米的大剧院，用20公斤黄金铺满大幕以突出金碧辉煌的效果，用钢总量近1万吨，宣称堪与国家大剧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媲美。这一奢华的文化工程同样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极大争议。

有道是文化的背后是良心，政绩的背后是政德。同样是几亿元的文化投资，一种选择是建“国内一流”“国际领先”的文化标志性建筑或景区，另一种选择是充实基层文化站点的建设，让更多的百姓多看上几场演出和电影，免费进博物馆、文化馆参观，多享受几分文化的滋养——哪一种选择更受决策者青睐呢？

相当一部分地方选择了前者。《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2007）》显示，近年来中央及地方财政不断加大对公共文化投入，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热潮的同时，从2001年到2006年，群众文化服务机构数量却在逐年减少。一边是文化馆、文化站经费紧缺，一边是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以至于出现了“大剧院要奢华，文化馆要饭吃”的尴尬现象。

专家认为，文化需要发展，需要繁荣，但绝不能单靠建设“大项目”来实现。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才是发展的根本方向。因此，有限的文化投入应该更多地向底层和低端倾斜，建立文化低保，确保文化温饱，解决文化民生。

“文化民生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广大群众的精神生命的安顿问题，亦即安身立命之道的解决问题。”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宗桂教授告诉记者，“在对民众安身立命之道确立和引导的同时，我们应当增大投入，加大力度，疏通文化民生的脉络，提供更多的文化产品、文化设施、文化场所、文化机遇，让民众时时处处浸润在健康的文化氛围之中。”

针对一些地方表现出来的“文化冲动”，一些专家认为有必要建立一种制约机制来防范和纠偏。沙振权认为：“重大的文化发展规划从立项到具体实施，都必须遵循严格的民主商议程序，而且首先需要商议的是应否立项的问题，而不是具体实施的问题。专家学者的职责应该首先是思考和论证该不该建，其次才是如何建。”

“政府的文化建设投入应该有一种程序，其核心是要让公众有知情的权利和发表意见的权利，这才能杜绝‘拍脑瓜’式的文化建设。同时，还应成立由专门人才组成的委员会，比如文化事业委员会，由他们对文化建设工程提出意见，再把意见呈现给公众，让公众发表意见再作决定。当然，目前也有许多文化项目找专家论证，但专家意见的独立性、决定性到底如何，还是一个问题。”李公明表示。

相关阅读——

         靠脚手架支撑不起中华文化的大厦！

作者：王达三

山东省将斥资300亿元在济宁市修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冲击波犹在，耳边又传来广东省中山市将在三年内投入100亿元创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消息，再加上早已炒得沸沸扬扬的浙江横店集团执意融资200亿元复建圆明园的事件，似乎表明国人对文化工程情有独钟，试图到处搭建脚手架来大干一番文化事业。

应该说，投资巨大、规模庞大、声势浩大的文化工程，无论是新建还是复建，并不完全是一个坏事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弘扬和复兴中国文化，总需要有一些建筑、场所、工程来体现，以供人参观浏览和凭吊感叹。但是，这种岌岌于文化工程的浪潮，总是或多或少给人一种文化事业“与钱偕行”的不良印象。此外，还有不少人认为“金钱所至，文化遂成”，但很难说这不是一种把文化事业当作“政绩工程”或“面子工程”的官僚习性。至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功利目的，则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然而，文化与其说是关乎金钱，毋宁说是对“资本僭越”和“金钱万能”的一种抗拒和抵制。孔子曾经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还夸奖自己的高足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颜之乐何在？就在于“乐道”，亦即对道德观念和文化理念的遵循与体任，而不在于外界的、物质的诱惑。佛教禅宗的做法比之儒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谓“呵佛骂祖”，就是告诉人们不能执着于外在的、表象的文化成规，而是要在心中确立信仰的尺度。要言之，中国文化复兴的关键在于文化信仰和精神理念的继承与弘扬，其次应是人伦日用和风俗习惯的改善和敦化。至于富丽堂皇的文化建筑和规模庞大的文化工程，则是细枝末节、可有可无的问题了。

说到这里，不仅使人想起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的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我们不妨套用这句话说：“文化者，非工程之谓也，乃信仰之谓也。”假若我们不能从内心对中国传统文化持以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了解之同情”和钱穆先生所说的“温情和敬意”，特别是不能做到使中国文化见诸于我们的人生和社会，言之无文、行之无礼、摒弃仁义、菲薄道德，那么我们即使拥有再多的文化建筑和文化工程，也是沐猴而冠，徒留历史笑柄而已。

同样是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在《论美育的实施》一文中曾明确反对对古迹的重建和修复，认为这样做会破坏历史文化的厚重感和苍凉感。与此同时，他也对在古迹周围修建新的建筑尤其是西洋建筑表示反感，认为这样做会破坏古迹的整体感和协调性——西湖周围修建西洋建筑就被他视为大煞风景的事情。

蔡元培的观点在犹太人对待自己的历史废墟问题上得到了印证。古犹太人在今耶路撒冷老城区有个宗教和政治中心叫所罗门圣殿，1500年前毁于古巴比伦人之手，只剩下一段残垣断壁。后来犹太人被驱赶流浪至世界各地，但千百年来不时有人来此残垣断壁哭泣以寄托故国之思，因此该墙名曰“哭墙”。如今，“哭墙”破败依旧，但仍被犹太人视为团结和奋斗的象征，并依旧作为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但却从未修缮过，更不曾重建或新建一个所罗门圣殿。这绝不是因为以色列没有财力和能力，而是因为犹太人认为历史废墟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和信仰。与此同时，犹太人把精力用于复活希伯莱文和强化犹太教信仰等问题上，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所以，犹太人被公认为是世界上传承自身历史文化传统最为成功的民族。

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类似读经习礼、传统节日、风俗习惯等问题都很重要，特别是把相关课程纳入到从小学到大学的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从而把中国文化的种子植入孩子们的心灵，更是培本固基的事情。仅前面提到的三个工程，总耗资就将达600亿元，如果作为文化教育投入，则中国的两亿学生平均每人可获得300元的资助，无论是教材书籍还是教学设施，抑或是师资培训，都将获得很大的改观。

无论如何，实施规模庞大的文化工程，都需要慎之又慎。特别是，文化工程里面切莫有“铜臭气”。毕竟，脚手架支撑不起来文化大厦，因为文化的根基在于人们的心灵和信仰、遵从和践行。

2008-10-23 来源：南方杂志 作者： 曹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