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五四运动已经71周年了，人们把这场开启中国现代史的政治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学术界围绕启蒙问题提出了许多观点，并以之作为理解和解释五四精神甚至整个现代思想史的钥匙。然而，有些论述并未把启蒙讲清楚，在到底谁是现代中国的启蒙者，启蒙的道路和方式等重大问题上存在原则分歧，这些分歧又往往被一些似是而非、笼统含混的论证所掩盖。我认为弄清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辩证地看待启蒙，看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作用，看待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的关系等问题。本文仅就曾流行一时的“启蒙中断”论及与之相联系的“新启蒙”论谈谈对启蒙问题的认识。
一、“启蒙中断”论认为，五四运动以后，启蒙使命中断了，或被“救亡”所代替、排挤、压倒，或被其它非启蒙性质的思想所淹没；并进而认为由于启蒙中断，给中国带来了许多灾难性后果，所以今天需要回过头来重续五四启蒙运动余脉，展开“新启蒙”。
  启蒙果真中断了吗？果真被“救亡”压倒和替代了吗？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继承了近代以来志士仁人救国图强的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旨在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反动腐败的专制统治向“先进”的西方寻求救国方略，启迪国人思想，拯救衰亡的中华民族。这样，启蒙运动一开始就和“救亡”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可以说是“救亡”激发了启蒙，孕育了启蒙。中国启蒙运动兴起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它的进程的特殊性，决定了不能用西欧历史上的启蒙运动的标准来衡量中国近代史上的启蒙。
  二、人们称五四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是因为它所宣扬的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新思想来源于西欧十八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成果，并且在中国几千年封建思想统治下的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激起了具大的历史性的社会变革。它的历史轮廓和十八世纪西欧启蒙运动有些相仿，然而也仅此而以。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高举理性的旗帜，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及其精神支柱─天主教，宣扬永恒真理和正义，以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反对专制的神权。它在思想领域为法国大革命铺平了道路。五四运动矛头的指向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它的斗争对象与法国启蒙运动不同，其进程和结果也不同。当时，想要建立一个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已被迫在眉捷的亡国危机破坏得差不多了，中国人民面对的是反帝、反封的双重使命。这个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使中国的启蒙运动出现了转折，使它超出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体系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范围。这个转折就是马克思主义于五四运动时期在中国的传播、壮大和发展，就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中断”论者的错误在于他们完全以西方启蒙主义的标准来评价五四运动，认为只有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才算得是启蒙，把启蒙运动的浪潮汇向马克思主义并且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说成是启蒙的中断；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与启蒙对立起来。他们说政治的救亡斗争太急迫使人很少顾及思想的启蒙，革命战争挤压了启蒙运动和自由思想，从而使封建主义乘机复活，在军队中只有纪律和集体，没有个性和自由等等。
  我们要问，难道中国人民的救亡斗争不正是随着启蒙思想的深入发展而向前推进的吗？难道没有革命的启蒙能够组织革命的军队进行革命的政治斗争吗？中断论者把新文化运动看成单纯的文化启蒙工作，把文化与政治决然割裂。事实上，社会进步的基础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改造，而是社会经济结构的运动。中国革命彻底摧毁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荡涤了封建思想滋生的社会土壤，加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一伟大变革不是比当初“启蒙者”们口诛笔伐的启蒙运动要广泛深刻得多吗？
  三、如果说启蒙中断论者一方面在贬低救亡，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它还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的话，那么对于马克思主义则另当别论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接受、传播和发展，主要是当时中国现时斗争的需要，而不是在书斋中透彻分析研究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学术所得的结果。”按照这个逻辑，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在理论上是没有合理性的和必然性的。
  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就处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它不以停留在书斋中为荣，相反，它强烈要求自己走出书斋到活生生的实践中去，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成推动现实的革命力量。它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人类思想发展的必然─任何社会理论无不如此，不管表面上看起来它离现实需要有多远，说到底都是一定现实的产物，决不可能在书斋中依照什么纯粹的学理和法则推导出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中国现实需要决定的，同样是经过研究比较所做的自觉选择。五四运动后期，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研究中国现实之后，面对形形色色的西学浪潮，热情地宣传介绍马列主义，并使之后来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决不是盲目和偶然的信仰，而是基于对中国现实情况的各种主义、学说的深刻理解。那种企图把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作为历史的误会和偶然插曲的观点，是无法立足的。
  还有人更干脆、更直接地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启蒙的对立物，要以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来一次“新启蒙”。他们把一些假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甚至把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拿来当借口攻击马克思主义。无可否认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包括启蒙主义在内的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做了高度的评价，恩格斯曾说法国的启蒙者“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同时也指出他们的思想没能超出其时代和阶级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吸取了它以前的合理的思想成果，以其科学性和革命性在人类历史上引起了划时代的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吹响了人类解放的号角。在它的指引下，亿万觉醒的中国人民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一次思想和实践相统一的真正意义的新启蒙运动，是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相互启迪、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启蒙运动。
  因此，我们的结论和中断论者正好相反：中断的并不是启蒙本身，恰恰是以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为主体的旧启蒙，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与发展。
                      原载《中国文化报》1990年9月19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