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军先进军事文化的战斗力建设目标
□许福芦
军事文化研究应以正确的文化观为基础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关于文化观的问题，需要说两句话：第一，文化来自于人的生命，是生命的衍生物；第二，文化作用于人的生命，以精神营养反哺生命。而从文化层面上来看，人的生命又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文化还没有产生之前的生命样态，一种是文化产生之后的生命样态。文化内涵的多义性，主要原因是人们对这两种文化状态下的生命与文化本身的关系，认识上比较混淆。本文试图以此为起点，简单论证我军先进军事文化的战斗力建设目标。
一、文化与生命的关系及多义性
关于文化的定义，有成百上千种之多，归结到一点，文化就是人的生命衍生物。人是文化的主体，先有人而后有文化。有了文化，才有文化对于人的塑模力，也就是对于人的生命——包括人性、人的精神等多方面的改造力和影响力，使之符合一定的规矩，朝人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对于文化的所有判断，均须追溯到人的本原上去，而不应就文化论文化。文化在生命中的生发点是人性，核心问题在于人性的自觉与自由境界，并以此为基础反躬自视、体认自身。我们在论及文化发生原理时，可以作人的个体分析，但观察分析文化现象则需要有整体的把握，因为文化现象不属于个体，而是人类意义上的精神存在。自然人向文明人转变的趋向，也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是人类社会在整体上毫无意识的情况下走过来的。推动这种进步的根本力量，来自于人类生命的内在因素，是生命趋于完善与完美这样一种本能所决定的。说到底，文化是人类生命运动特有的精神结晶，诚如庄子所说：“生生者不生，物物者非物”1，没有人类的生命运动哪来得文化？这个关系位置不能颠倒。生命的自然灵动是认识和判断文化价值的唯一坐标。
生命不是孤立、静止的，一旦进入社会视域，必定会受到文化的浸润，我们今天所认定的原始初民尚且不能例外，而况历经千万年文化周折的现代人。自文化被衍生出来，人便不能逃脱“文化的人”这一命运。当我们断言“人是历史的人”、“人是社会的人”时，就已经不言而喻地承认了“人是文化的人”这一事实。文化的塑模力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使人回归本性，变得更像人；又可使人偏执于社会，异化成脱离本性的“非人”。中国古代提出“人文化成”的观点，旨在“鼓励人们发挥人文素养，提升道德精神，发扬艺术创造，并进而以这些人文的成就来教导民众、转化世俗，使之成为有文明而尊重人性的社会”2，这都是就文化对于生命的反哺作用力而言。到汉代刘向提出“文化”二字，即所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3，将“文化”直视为“教化”时，生命早已完全失去纯粹的物质性，早已无法摆脱文化的藩篱。
从上述两种基本认识出发，我们就不难发现作为文化主体——人的生命的复杂性。文化本由生命衍生出来，继而反哺生命，塑模生命。所以，与其说天地创造了人类，不如说人类创造了自己。显然，生命与文化的关系存在着不同样态。在文化没有被人衍化开来之前，生命与文化的关系是一种状况；而文化被人衍化开来之后，生命与文化的关系又是另一种状况。前一种状况下的生命，就是鲁迅先生曾在《野草?这样的战士》中描述过的那种人，无所畏惧，遇到敌人就把手里那杆原始的投枪“脱手一掷”。鲁迅先生很是欣赏这种“蛮人”的原始胆魄，欣赏他们身上那种较少被文化污染的原始生命力。后一种状况下的生命，可以认定就是被文化反哺、塑模过的人，也就是鲁迅先生所描述的社会人，他们“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4。胡风当年强调文艺创作中作家主体要有“原始生命强力”，强调要用“原始的强悍碰击了这社会的铁壁”5，也是对较少被文化影响过的那种生命状态予以充分肯定。
的确，生命主体既是文化的原因，又是文化的结果。作为文化的原因，人的生命需要独立地面对世界，包括独立地认知自然与人类社会本身，同时理性地反观自身，反思自我。文化对于生命来说，是人本理性的产物；作为被文化影响与改造的结果，人需要历史地、社会地面对世界，需要充满感情地看待自我，从自然、社会及自我认同过程中，体会到人性、人情的温暖。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对于人来说，则是人类情感的产物。
二、军事文化的感性与理性状态
军事文化的理性状态，是生命本质力量直接在军事实践活动中的生动反映。这种生命的本质力量，表现为强烈的生存与对决愿望，并由此衍生出牢固的团队精神、鲜明的道德意识、顽强的拼搏意志和无所畏惧的牺牲热情等具体价值理念。这些价值层面的生命衍生物，都将对军队战斗力建设构成坚固而积极的内在支撑。红军时期我军官兵忘我牺牲，客观地看，绝大多数并不是受某种军事文化观念的影响，而更多是被生命内在的生存欲望所驱使。为了吃饭、为了活下去，必须抱着决死的信念跟强敌拼命。那种战斗精神是从生命深处自然鼓涌出来的。所以，在他们简单直接的文化理念中，始终与生命本质力量联系在一起，闪耀着理性的光彩。
而军事文化的情感状态，则是由生命的衍生物——文化自身反哺出来的一种价值观念，是生命的本质力量在军事实践活动中的间接反映。它是以世代相传、千万年积累的文化价值观念为主导的一系列精神塑模力，作用于军人的心理、情感及行为模式，无疑也对生命原初状态的创造力构成束缚。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军部队进入和平建军轨道，官兵入伍动机早已不同于红军时代那样单纯。由于军事文化的自觉，使当兵入伍与诸如保家卫国、崇戎尚武等这样一些复杂的军事文化观念联系起来，大量传统的军事文化情感裹挟其中，使问题从“生命本质”渐趋“纯粹精神”，文化观念不断升华的同时，生命原初的元素也在点滴遗失。这样一来，我军官兵身上文化与生命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出现形式大于内容的趋势，出现“骨质疏松”的症状。“吃粮当兵”成为人生诸多选择中的一种选择，要当一名合格军人，更多地是遵循前贤们的教诲而少了些内在的生命自觉，军人履责行为的动机总体上由“我要做”向“要我做”转移，逐渐由依据生命本能的理由行事，转变为依据文化情感的理由行事。如此，在个体行为动机的背后，就出现了更多的“可进可退”等不确定性因素。
总之，“为活命而战”与“为信念而战”，这是两种不同的精神模式及生命状态，需要正确的认识和准确地把握。这里，我们有必要借鉴既往的研究成果，把中西方军事文化内涵的微妙差异做一个简单比较。
中国传统军事文化，具有鲜明的诗性特征。自春秋战国起，因“战事活动的频仍造成人才流动的空前活跃；而争霸战争的迫切需要、战争领域出现的崭新气象、‘学术下移’所导致的文化繁荣局面，为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壤，也带来‘百家莫不言兵’的奇特景象”，“尽管诸子百家之间在战争观等问题上相互攻讦，但对军事文化要素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却极为关注，体现了一种明显的军事文化自觉。诸子百家对军事文化的认识，用今天的眼光看缺乏科学理性，甚至带有唯心主义的迷信色彩，但仍渗透出了一种令人振奋的批判精神、反思精神、竞争精神、创新精神乃至兼容精神，这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形成并迅速成长为中国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最绚丽的花朵的最深层动因和灵魂”6。然而，随着过于自觉的军事文化迅速发展，随着一种强大的观念形态价值体系渐趋稳固，它的“批判精神、反思精神、竞争精神、创新精神”也逐渐被条规、定义及各种技巧与智慧语录所置换。虽然其仍可称之为“生命的衍生物”，但因为历朝历代过于自觉的学术意识，使得它滚雪球似的趋于精神的纯粹，而距离生命的本质力量越来越远了。
相比较而言，西方军事文化的价值理念，更注重力量的崇拜，强调英雄气概，紧随生命的感觉行走。欧洲人认为自己的历史离不开英雄们的矛和剑，战争需要最勇敢的人，而不是最聪明的人。支配战斗的不是英雄们的奇异技巧，而是他们以身作则的大无畏勇气。西方军事哲学注重研究如何运用更为猛烈的火力去消灭敌人。西方战争史上充满着力量的抗衡，罗马人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把地中海变成了“内湖”，而当时并不太懂军事谋略的日耳曼人，也凭借勇猛顽强的意志和强壮的身体力量取代了罗马帝国。欧美列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较量的，依然是数量和速度所构成的强力竞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数十万英法士兵死于德军“马克沁”重机枪的扫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作战双方拼搏的还是坦克、飞机和航母。美国人开创了世界战争史上的新纪元，更以精确制导掌握战争主动权。一部西方战争史，始终没有摆脱力量决胜的影子。在这里，文化更直接地来源于生命主体，表现为一种生命内在的能量释放。无论是冷兵器作战方式的古代，还是高科技战争的现代，这种以生命本质力量的宣泄为核心价值理念的军事文化，始终没有脱离文化的主体——生命而存在，因而更为切近生命意志，切近理性精神，呈现出理性的样态。
事实上，军事文化的感性与理性样态，并非决然分开，而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同时发挥作用。感性样态的军事文化，其塑模力的价值指向，更注重人的外在的社会属性部分，有意无意会忽略或放松与生命意志的连接。换句话说，更注重“别人怎么看”，有多少“看点”，而较少关注“内心怎么想”，在生命意志这块实实在在的大地上，有多少“着陆点”。而理性样态的军事文化，其塑模力的价值指向则更多趋向生命意志，重视生命力的发挥。经济全球化，价值多元化，标志着理性时代的来临，它呼唤着军事文化的理性发挥。什么是理性？叔本华的解释是：“在我们所有一切表象中的主要区别即直观表象和抽象表象的区别。后者只构成表象的一个类，即概念。而概念在地球上只为人类所专有。这使人异于动物的能力，达到概念的能力，自来就被称为理性。”7最大限度开掘“人异于动物的能力”，也就是只属于人的生命意志力，这应该是科学意义上军事文化创新的不懈追求。
三、先进军事文化的根本特征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有一句名言：“人类自古以来有三个敌人，其一是自然，其二是他人，其三是自我。”8台湾学者李亦园籍此引申出文化的三个基本内涵：为了克服自然这个“敌人”，于是创造了第一类文化，即物质文化或科技文化；为了克服他人这个“敌人”，于是创造了第二类文化，即社群文化或伦理文化；为了克服自我这个“敌人”，于是创造了第三类文化，即精神文化或表达文化。一类文化是为了获得生存所需，包括衣食住行以至于现代科技；二类文化是为了满足社会生活秩序所需，包括伦理道德、社会规范、典章制度以及各种律法等；三类文化是为了解决自我心中的困境所需，包括文学、艺术（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等）以及宗教信仰等。在所有这些可以观察到的物质、社群和表达文化之后，还有不可观察的一整套价值观念、符号系统或意义语码在时刻灌注于人的下意识中，支配人的行为，称之为“文化的文法”9。它是一些不言而喻的价值法则，就像中国人对于龙的感情、对于家的认知、对于年节的体验等，都是无须说出口来的一种自然趋同。这是将文化作为生命衍生物反哺生命的样态具体化、扩大化的表述。从这个表述中，我们不难界定军事文化的基本内涵：它须综合三类文化元素，而尤以第三类文化要素为重心，统摄第一、二类文化元素。也就是说，军事文化的核心价值，应在于解决个体内心困境，并以此为基础，进而解决第一、二类文化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生命衍生文化，文化反哺生命，体现了文化历史发展螺旋式上升的原理与轨迹。而在此过程中起到关键性推动作用的环节，是人的个体内心为摆脱生命困境所作的种种搏斗与奋争，这是文化发展与递进的根本动因。所谓“文化化人”、“人文化成”，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审美及宗教信仰的途径，解放人的内心，获得一种坚实的冀望与欣悦，一种“大欢喜”、“大自由”的境界，外在表现为“了无挂碍”，高高兴兴地去履行职责，乐于奉献、勇于牺牲，在牺牲奉献中成就自我的生命价值。进而影响与改造人的、不可观察的文化价值观念，生发无穷的原创能力。这是文化内涵中一切积极的价值元素、一切进步的意念符码得以产生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军事文化的先进性，应该首先体现在对于生命价值的充分肯定方面。就部队战斗力建设而言，应有利于军人个体心灵的健康与自由发展，有利于生命意志的饱满与创造力的提升。其具体的建设目标，就是要培养具有强烈创新精神的“自觉的战士”，富有成效地将进步的文化观念转化为积极的生命意志。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先进军事文化的功利性，如认为它“具有保证人民军队的性质与宗旨的奠基功能；具有增强人民军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激励功能；具有提高广大官兵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引导功能；具有陶冶官兵情操、培养高尚品德的塑造功能”10，才是科学、合理的判断。
军队作为武装集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但其文化建设基础必须针对个体。诚然，先进军事文化可以通过政治思想、法律制度、科学文化等途径，有效地作用于军队战斗力，实现由精神成果向物质力量的转化。它可以通过思想政治的途径弘扬时代主旋律，强化革命军人的精神支柱；可以通过法律制度的途径规范军人行为，强化从严治军、依法办事的意识；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途径作用于战斗力，实现“质量建军、科技强军”的战略目标等，但它最根本的功用，应该是强健军人个体的生命质量，是解放心灵束缚，提升人文素质，增强生命的独立认知与创造能力。只有把全军官兵都塑模成具备顽强生命个性、自主创造能力的战斗个体，才能使他们成为“自觉的战士”。只有全军官兵都成长为建立在生命意志基础上的“自觉的战士”，战斗精神的旗帜才会真正地高扬，我军的战斗力建设才会从根本上有所突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努力摒弃那些与先进军事文化精神不相符合的管理教育内容、形式、体制和做法，认真研究和解决部队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适应军队战斗力发展的时代要求，积极探索运用先进军事文化来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有效形式和科学途径，使其在官兵人文素质培育与部队战斗力建设水平的提高中，发挥最大的效能。
注 释：
1、《庄子?天瑞》
2、李亦园：《文化与修养》第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3、（汉）刘向：《说苑》，见《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唐宋编?子部之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4、鲁迅：《野草?这样的战士》（《鲁迅全集》第2卷，第2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
5、胡风：《一个女人和一个世界?路翎著〈饥饿的郭素娥〉》（《胡风选集》第1卷第16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6、方永刚：《军事文化自觉与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创新》，载《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二期。
7、（德）叔本华著（石冲白译、杨一之校）：《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30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11月第1版。
8，9、李亦园：《文化与修养》第23-2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10、 周卫平、魏延秋：《试论我军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中的军事文化创新》，载《军事历史研究》2003年第四期
作者简介：许福芦，男，汉族，安徽南陵人，文学硕士，大校军衔。1956年11月8日出生，1974年12月应征入伍，历任战士、迫击炮班长、机炮连排长、步兵团司令部作训参谋、师特务连政治指导员、军分区新闻干事、学员队长、史论教研室教员、训练部教务处长，现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化管理系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管理学会理事，中国艺术管理协会理事，军队管理学会理事。曾先后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班，先后分赴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系做国内高级访问学者各1年。专业成就主要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长篇纪实（传记）文学等作品和文艺批评、教育理论文章总计200余万字发表（出版），其中小说《菊坟》、《烟村》、《西域往事》，报告文学《家事国事天下事》、《火红的高原土》，散文《石狮这个地方》、《黄河女儿的歌》，文学评论《距离的消解与消解的距离?评戴维洛奇后现代小说〈小世界〉》、《文化与智慧的力度?评高阳历史小说〈胡雪岩全传〉》、《“无物之阵”与“无物之物”?鲁迅〈野草〉研究》、《胡风文艺理论的智慧形态》及影视评论《敬礼，花环后的高山》、《假如我来当这个营长》，艺术教育研究论文《人才品牌价值及其内涵》、《军队艺术人才的质量指标与培养重心》、《课程目标的元据点及价值纬度》、《军队文化管理专业学科述略》、《军队文化管理专业课程价值定位》、《从权力支配到任的尊严》等作品，曾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此外，出版长篇纪实（传记）文学作品《雄关漫道》、《红二方面军征战纪实》、《第一野战军征战纪实》、《大将许光达》、《舒芜口述自传》等。研究成果主要有：《新中国军旅报告文学》。电影评论曾获中国首届电影节电影评论一等奖；发表的作品也有多篇获优秀或等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