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国内外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
第三章 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
第四章 文化及文化产业的类型、内容和功能
文化和文化产业与其它任何事物一样,都与其它事物有别,有自己的特定内涵和外延,包含多种不同的内容,可分为不同的类型,并有自身独特的地位和功能。本章将对文化及文化产业的类型及功能试加剖析。
一、文化的类型和内容
文化与其他事物一样,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依据一定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依据的标准不同,分类也就不同。
(一)依据是否在进行商业经营,可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以是否在进行商业经营,明显可把文化划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行商业经营,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文化为文化产业,不进行商业经营,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而以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为目的文化为文化事业。文化事业单位的首要任务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办好文化事业。虽然有的也会收费而产生盈利,但只是办理社会事业的同时得到的某些补贴,以利于更好地办事业。对于这些盈利,原则上要在固定资产折旧、留足发展资金以后才可以用作个人补贴。不过,把文化事业单位界定为非盈利性,并不是说它就不可以有盈余,只是强调盈利不是目的。若以盈利为目的,进行商业经营,就变成文化产业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源与流的关系。先有文化事业,文化事业具备了条件而进行商业经营后则转变为文化产业。没有文化事业就没有文化产业,但文化产业又可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资金,促进其发展。没有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事业就会缺乏资金的支持而萎缩。上文已经说过,一种文化,到底属于文化事业,还是属于文化产业,既与该文化的属性有关,又与技术水平有关,还与国家制度、政策和人的经营能力有关。
发展文化产业,以文化来致富图强,首先必须妥善处理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关系,营建起二者滚动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
(二)依据所处理的关系的不同,可划分为科学与人文
文化习惯上分为科学与人文两大系统。科学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适应、认识、改造和保护自然的知识和技术体系。人文处理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及人与自身心灵的关系,是调节社会关系、完善人格和愉悦精神的知识和和艺术体系。科学实际就是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大体相当于人们所说的科学技术或科技。人文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但还包括文学、音乐、美术等各类艺术。科技增长了人们的智慧与知识,拓展了人们的认识领域,提高了人在自然界的生存能力,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使人类在开发自然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为保护自然、维持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提供了技术手段;人文完善了人格,提升了道德,可使人精神愉悦,使人更善为人处世、更富领导才能,直接维护社会的稳定。科学是在“物”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精神价值系统,人文则是在“人”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精神价值系统。科学与人文的价值追求不同,科学追求真,人文追求善、美。科学与人文的认识方式或对待经验的方式也是不同的。科学认识的原则是主客二分,内容是人认识外物,而人文则是主客合一,是自己认识自己。简单地说,就是:科学教人认识外物,人文教人认识自我。在思维方式上,一般地说,科学主要偏重于逻辑思维,培养人的演绎能力;人文更多地运用归纳方法,在思维特征上表现为直观、想象,偏重于形象直觉思维。
科学与人文各具长短,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共同构成完整的文化体系,任何一方都不可缺少。缺少任何一种,文化便不完整。缺了对方,自身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科学与人文包含着矛盾冲突,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全面的平衡,会随时代的变化而交替强调,是个交替强调、竞相提高的过程。二者又明显具有融合的趋势,在不断克服各种偏颇而向综合协调的方向发展。处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不可偏废任何一方,应使二者实现有机结合,平衡协调,联动发展,达到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效果。
(三)根据与行为的关系不同,可分为知识、观念和技术
文化,根据其与行为的关系不同,可分为知识、观念和技术。人的行为,首先要明白根据什么干,其次要明白干什么,最后还要明白怎样干。知识,解决的是根据什么干的问题,它是反映和解释事物的,使人知道周围事物及人自身的状况。观念,解决的是干什么的问题,使人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事和想要什么东西。技术,解决的是怎样干的问题,使人知道怎样干成要干的事和怎样获得想要的东西。文化中,哲学、宗教、道德、法律及政策等属于观念文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等属于知识文化,而各种工程技术、技艺、技巧等,则属于技术文化。知识、观念和技术,皆为人的行为所必需,缺一不可。缺乏知识,人就不能及时准确地把握外界信息,不能认清自身,不能掌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使人不能知己知彼而进退失宜。观念错误,就不能正确的选择行为方向,即便拥有丰富的知识和高超的技术,也不能持久、持续地利人利己。技术低下,就会心有余而力不足,陷于妄想和空谈,不能实现既定目标。在知识、观念和技术三者之中,观念是目的,知识和技术是手段,是为观念服务的。三类文化,应相互协调,平衡发展,不能畸轻畸重,厚此薄彼。
(四)依据产生和流行的人群差别,可分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
文化按其产生和流行的群体来看,明显可分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精英文化是只在社会精英群体中产生或流行的文化,大多层次高,精深,高雅,学术性强,但流行范围相对较小。大众文化是社会大众中产生或流行的文化,大多层次低、浅显、通俗、商业性强,但流行范围广。
精英文化是庄稼,大众文化是土壤。若大众文化衰退,精英文化就丧失了基础,导致缺少素材、资金缺乏、没有市场,难以广泛流行、产生显着效益。同样,若精英文化提升不了层次、水平,则大众文化的水平就难以提高,失去生机和活力,也体现不出其价值。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可以相互转化。大众文化可以转化为精英文化,大众创作出来的文化精品,被社会精英群体接受,则变为精英文化;精英文化也可以转化为大众文化,社会精英群体创作的文化产品若被大众接受,在社会大众中广泛流行,则转化为大众文化。不少文化,在其不同的阶段属不同的文化。电影、电视剧、戏剧等,在其创作、表演阶段属精英文化,而在消费阶段则属大众文化。
发展文化产业,以文化来致富图强,必须处理好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间的关系,否则,文化就难以提高层次、持久繁荣,也难以使文化起到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增强军力及扩大影响力的功效。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谋求二者的良性互动,实现二者的滚动发展。
(五)依据政治地位的不同,可分为官方文化、学术文化和民间文化
官方文化是得到官方倡导和推行的文化,意识形态性较强,政治地位高,是一种法规式的文化,具有强力推行的特征,它以法规制度的形式呈现出来。官方文化可在官方媒体广泛传播,水准一般也较高,但受官方的限制也较多,自由度小,面貌较单调。学术文化是学者探索争鸣的文化,以文章著作的形式呈现出来,具有自由多元的特征,面貌丰富。学术文化的水准参差不一,但一个时代最高水准的文化必在学术文化之中。学术文化的水平代表了一个民族、国家和时代的文化水平。民间文化是得不到官方的倡导和推行,在民间自然流行的文化,以老百姓生活言行的形式呈现出来,是一种身心式的文化。民间文化意识形态性较少,学术性较差,政治地位低,不能在官方媒体广泛传播,主要靠民间的各种媒体进行传播,水准一般较低,但因受官方限制少,自由度很大,显现出极为丰富多彩的面貌。就哲学、宗教信仰而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官方文化,对哲学、宗教及民间信仰的学术研究属学术文化,而民间流行的神鬼信仰、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则属民间文化;就道德伦理而言,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为官方文化,伦理学研究属学术文化,而仍在民间流行的以“四维八德”为核心,崇尚“仁义礼智信”的传统儒家文化则为民间文化;就艺术而言,革命歌曲、殿堂舞蹈、国画、油画等属官方文化,音乐、美术、舞蹈等各类艺术研究和创作属学术文化,而民歌、街头舞蹈、剪纸、窗花、木版年画、刺绣等则属民间文化;就科技文化而言,大中小学教育宣讲的科技知识属官方文化,报刊、著作上发表但没有编入教材的科技知识属学术文化,而民间的各种工艺技术则属民间文化。现代中国文化,官方文化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居于主导地位为基本特征,学术文化以中马、西学、儒学三者为主的分立与互动为基本特征,民间文化以中国传统的自然延续与成长为基本特征。
官方文化、学术文化和民间文化,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为对立两端,学术文化则是过渡带,二者联系的桥梁,其关系较为复杂,大体上可归结为以下几点:(1)总体上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民间文化、学术文化是官方文化的土壤,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学术文化相容,才能被公众接受,有效推行;若与民间文化、学术文化不相容,便会面临民众、学者的心理抗拒,推行起来便处处受阻。同样,民间文化、学术文化得到官方的认可才能广泛流行;若遭到官方的封禁,则会陷于停滞,至少会使流行速度放缓。如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因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极为相似,故推行起来便十分顺手,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毛泽东虽视人民公社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捷径,强力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但因其以生产队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土地大集体所有制与民间的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土地私有传统相冲突,便遭到民间出工不出力之类的消极对抗,最终推行不下去,被“大包干”取代,农业生产又恢复家庭经营。民间曲调本来难登大雅之堂,只在一定地域流行,难以流行全国,但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党一直提倡吸取民间艺术的营养进行创作,民间曲调倍受青睐,开始突破地域限制,在全国范围内流行。《东方红》、《绣金匾》、《浏阳河》、《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拥护八路军》、《翻身道情》、《十送红军》、《走西口》等原本都是地域民歌,但因受到党和政府的倡扬,便流行全国。(2)有矛盾冲突。有的民间文化、学术文化抵斥官方文化,阻碍官方文化的推行。如民间流行的卜卦、相面、看风水、请神婆神汉治病等就对官方推行的无神论信仰构成挑战。学术界流行的西方经济学便对官方推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构成了挑战。有的官方文化则扼杀民间文化、学术文化。如文革期间禁止演唱传统戏曲,就使传统戏曲这一民间文化精华在当时销声匿迹,文革后虽撤销禁令,但已造成观众的断层,年轻人大多看不懂戏曲,直接导致目前戏曲的衰落。社会学、人文地理学是很有价值的学科,但在毛泽东时代,因遭到官方的封禁,其研究便萧条冷落。(3)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如儒家文化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官方文化,建国后,官方对其大加挞伐,但民间、学术界仍有很多人人暗中信仰,成为民间文化、学术文化。白毛女的故事本来只是在河北西部山区民间传说,属典型的民间文化;但后来一些学者根据这一传说创作出歌剧、舞剧、话剧、戏曲,并拍成电影,便成学术文化;因得到官方的大力宣扬,成为八大革命样板戏之一,这便成了官方文化。
发展文化产业,以文化来致富图强,必须妥善处理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学术文化的关系,以官方文化保护民间文化、学术文化精华的生存和发展,又以民间文化的群众基础和学术文化的学理基础来扶助官方文化的推行,使三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六)依据产生和流行的地域不同,可分为本地文化、外地文化和外来文化
文化依据产生和流行的地域不同,可分为本地文化(或称本土文化)、外地文化和外来文化。本地文化是产生和流行于本地或曰本土的文化。外地文化是产生和流行于外地,但尚未传入本地的文化。外来文化是从外地传入本地的文化,即产生于外地而在本地流行的文化。中国古代文化主要有儒家文化、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其中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是本地文化。佛家文化在传入中国前属外地文化,在传入中国后则变成了外来文化。
发展文化产业,以文化来致富图强,文化建设必须反对封闭僵化的态度,坚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广泛吸取各种文化的长处来建设本地文化。文化建设当然要遵循毛泽东“洋为中用,古为中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方针。不过应注意的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建立在精华和糟粕可分的基础上的,能做到当然最好,但现实中很多文化精华和糟粕密不可分,取精华时糟粕也随之跟进,弃糟粕时精华也不得不舍弃。此时,则应实行两条变通措施:第一,判断精华和糟粕的比例,“精华多于糟粕,则取;糟粕多于精华,则弃”。第二,尊重既有现实,扬长避短,发挥特长。
(七)依据与现时代关系的不同,可分为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和未来文化
文化依据与现时代关系的不同可分为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和未来文化。鸦片战争前的文化为古代文化,属于封建文化。鸦片战争后至建国前的文化为近代文化,属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建国后至现在的文化为现代文化,属社会主义文化。今日以后的文化则为未来文化。未来是个没有时间界限的概念,可以是几年,也可以是千百万年。其具体的文化形态不好界定,但因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思想科学化与多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考虑到我国文化的特点,我国未来文化也必然是民族、大众、民主、科学、多元的文化。对近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时间界点,有的人可能不同意笔者以建国为时间界点的主张,觉得应当以“五四”为时间界点,鸦片战争至“五四”为近代文化,“五四”以后为现代文化。这个主张确实符合传统,长期以来,各类历史著作都是这样划分近代和现代的。但应该注意的是,这种观点没有看到近代、现代都是以“现在”为界点的,而“现在”是随时间延伸不断向后推移的,“现在”会不断成为过去。鸦片战争前,现在看属于古代,但在当时则属现代,在嘉庆年间之前则成了未来。我们今天属现代,1万年之后,则连近代也不是,成了古代。建国之前,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都把“五四”作为近代的时间界点,因当时还未建国,“五四”是导致社会变化最显著的事件,自然要以此为近代和现代的时间界点。但今天,建国已有50多年,“建国”对社会变化的影响又比“五四”大得多,“五四”没有导致政权更替,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而“建国”则导致国共两党的政权更替,彻底结束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今天对近现代的划分,不应再把“五四”作为时间界点,而应把“建国”作为时间界点。鸦片战争至建国都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把它当作一个时代来研究显然比当作不同的时代来研究方便得多。
发展文化产业,搞好文化建设,必须处理好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和未来文化之间的关系。这应坚持“古为今用,今为明谋,扬长救弊,不断创新”的原则,即:要积极利用前代文化成果为现代文化建设服务,今天的文化建设要为未来的文化发展作长远谋划,为其打下良好的基础。文化建设要发挥既有文化的长处,弥补其不足,纠正其弊端,要不断创新,提出原创性的成果。
[作者简介]杨英法(1965—),男,河北平山人,河北工程大学社科部副教授,主要研究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曾在《求索》、《学术交流》、《甘肃社会科学》、《中国成人教育》、《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电影评介》、《企业活力》、《集团经济研究》、《中国市场》、《商场现代化》、《职业时空》、《经济论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并曾出版哲学专著《矛盾的处理、解决方式问题研究》、《文化图强正相宜——兼论邯郸市文化产业发展之路径》,《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持久抗日战略方针之比较》、《小城镇、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互动发展探索》等论文曾为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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