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提起王西京，人们更多想到的是他的画家身份以及其在绘画艺术上的斐然成就。从王西京的画里倾情表现的众多历史人物中，可以看到，王西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内在的难以割舍的情结，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西安人，王西京从小就浸润在长安古城的文化圈子里，这里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深深触动过他的灵魂。王西京对西安这个历史积蕴深厚、人文资源丰富的古老城市和孕育了中华文明的华夏大地有着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促使王西京把对文化的思考从黄土高原生发，一直延伸到整个人类文化价值的大的范畴。王西京说：“在二十世纪人类心灵历经破碎、彷徨之后……一种向本体、向古典、向传统的回归趋势已势不可当……”本文是王西京对文化科学体系的梳理所进行的思考。

●文化的本体意义

从艺术的形象思维和哲学的理性思辨两个角度全面观照一下，就会看出，“文”字的本身含有两层意思：“亠”是一个形象化的符号，表示灯具与火苗，或表示太阳刚从地平线上升起，这样，这个符号图式便具有光芒普照、使世界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指归；“乂”是个会意字，指“治理，使天下安宁、稳定”。如此，这个“文”字便具有“用普照世界的太阳一般的思想去治理社会，从而使天下得以安宁”的意义；“化”字是个意象化的符号，它形象地表示出“人的武器”（匕首）或“折服人的武器”的意义。如此，连绵起来，“文”与“化”两个字所并列的“文化”一词，便明显地具有“一种光芒普照的思想是人类用以治理世界的有力武器”这样的基本思想观念。这是“文化”词语的本体意义或本质的意思。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在远古的时代，中国人、中国的哲人便已从自然和社会现象认识到了文化对于社会治理的极端重要性和普遍意义。

文化是图造人类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武器；有了这种普照人类共有精神的文化，则人类的最高理想——“大同世界”才会在事实上逐步成为现实。

从初级“大同”走向“大不同”，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历史必然；从中级的“大不同”走向高级“大同”，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必然历史。在这其中，用文化来关照人类共有精神家园的图造，便有着终结一切违反辩证唯物法则与科学发展观的意指，有着肯定社会人在推动历史前进中重要作用的意图。

汉代刘向曾断称：“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而后加诛”。故而《易·彖》有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些都是人性化、社会化对文化的正确理解。

近代改良派的先驱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一文中，对文化作了更切近于致用意义上的解释。他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能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易言之，凡人类心能所开创、历代积累起来，有助于正德、利用、厚生之物质的和精神的一切共同的业绩，都叫做文化”。中国文化的主将鲁迅先生也曾于人本主义的角度感叹地说：“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

作为极度崇尚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思想家汤因比曾深有感触地预言：“统一世界各民族的伟业，将最终由中国人完成”，就是依据中国文化有助于世界大同而言的。中国和世界的文明发展史无不证明：“文化上的每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对人类的真正研究，将被证明不是关于人的研究，而是关于文化的研究”。

●中华文化的影响及本质力量

狭义于黄河、长江流域，我们不难看出，中华文化作为世界文化体系中最主要的一支，曾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包括以哲理性的意义符号来反映人类思想意识的文字创造在内，“四大发明”传播到遥远的欧洲后，照亮了西方的工业发展和社会文明发展的道路；欧洲至近代工业文明的许多科学发明和技术知识，莫不来源于中国；当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千年黑暗时期，中国的先民却在黄河流域的广袤土地上创造着大唐盛世的辉煌。的确，如果不是十三世纪及十四世纪一百年间西方同中国在真正意义上的接触，也就是西方的旅行家、传教士、商人将中国的文化、产业信息带到西方；没有这些启蒙，欧洲的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至少要推迟半个多世纪。

十六世纪，哥伦布海上航道的伟大开创和基督教远征东方各国的史例，加强了中西经济的往来和文化交流，中国文化的本质力量在西方人的面前日渐清晰，终于在二百多年后形成了“中学西渐”的局面。

西方启蒙思想家对孔子一个人的思想影响几千年的人类史深为折服，伏尔泰就曾认为欧洲“应该效法”。

事实上，中国文化的确具有阳光一般的影响力量，其生命之力永世不竭。当前，在全球化文化激烈冲突、传播世界和霸权文化被美国的英特网鼓动得似乎无坚不摧的时候，中国的在线波频上，依旧能听得到红色记忆和国际歌的铿锵音响。用唯物主义的文化史观来关照一下，不难看出，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惟一一个遗留下了完整的五千年智慧、完全保住了自己悠久文明的国家，其本质原因，莫不与中国传统文化一开始就既定了的顺天应乎人、大而以化之的本体特征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这个“大化”就是广义上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在生存、共存意义上的完美和谐。正是由于中国人善同自然和谐、善同社会和谐、善同他人和谐，才使自己的民族在优秀的文化传统中相沿维系地生存了下来。

●和谐的哲学本义及文化共存

如果要参照以中国的历史实践来认识孔子的学说，可一言以蔽之：和而以谐。具体地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一贯所称道的所谓“和谐”，其哲学本义就是“中和变通后的相谐于律”。这个变通即化机，指事物在矛盾冲突中的相互吸纳、转化的契机。它既具有一分为二的必然性，又具有合二而一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一以贯之的分分合合中，不断促使了事物向更高层次的螺旋式发展。老子的“一道生万物”，易经的“执中而尚和”，孔子的“和而不同”筹精辟论见，都是和谐在同质意义上的各种表现形式。所不同的，就是老庄玄学强调怀柔善导、以静制动；而易的主张却是刚健重行、以动求静；孔子则兼而有之。虽然方式，方法不同，但都在相反相成中，促使了事物向和谐的必然回归。
行为意义上的这种和谐，就是一种善包容异已的豁达胸怀，它使中华民族如日之升，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沐泽、和合了诸多民族兄弟与异邦朋友，使中国不断在睦邻友好、相辅而行中逐步走向了繁荣昌盛。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史实就是流落在开封的一支犹太人在中原雄阔的自然环境、豁达而善交往的民族风俗及中原人那种敢于走闯、不屈服于困危精神的影响下，自觉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与几千年后中东地区两个民族不顾道义、轮回仇杀的现实，形成了多么明显的对比！事物的发展再次证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保持人类持久和平的根本大计。只有在社会人的意识形态上确定了其文化观念的核心价值体系，也就是在人的思想上产生了各尽其能、为之奉献的精神自觉之后，这个目标的实现才会成为可能。

科学地看，所谓的“和谐”，实质上也是物种共生现象在社会文化理念和人的思想、行为意识上的客观反映。生命形式的共有取决于事物双方的共存，唯共存才得以共生。而这种产生在事物内部关系上的共生现象，是事物不断进化的力量源泉。寻思着如何在全球化文化背景下，有效处理不同文化形式在传承之间的微妙关系。尽可能寻找和集合不同事物间相同和相似的有效因素，在最大程度上充分发挥其潜在的中和作用，以利最大化、最优化地建构一种全球性的、相对统一的共生文化体系，促使不同背景的事物能在自身和双方的发展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赢，便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也是科学解决全球化文化冲突矛盾、促进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必经途径。
当前，国际间的文化冲突日益加剧，对抗性的矛盾和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排异问题更趋尖锐复杂化，作为传统性的评判事物的标准及处理不同关系的经验、模式已在很大程度上无法适应新情况。这就要求对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内涵的重新认识、重新理解，促进社会和谐的方向上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于方式、方法上有所创新，从而使时代潮流不断朝着人们所预期的方向发展。

●艺术创新的实践与传统文化的发展

艺术是文化范畴内最富有活力与表现力的一种形体。以审美为主要特征的艺术，比一般形式更容易产生教化与美育上的实质作用。

其原因在于艺术之体是一种活生生的感知形象，它可以以自身独有的通感方式使人获得一种微妙而难以言表的特殊感情体验，使人在不自觉中悠然进入一种非常惬意的精神境界，从而在意识的层次上自然产生为人们所希望的那种心理需求。

孔子所谓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说的就是这种意思。心目相游于艺，思想境界为开。人在心物感应中那种情绪性的变化与升华正是和谐艺术的妙曼所在，也是艺术和谐的宗指所归。

因而，艺术的不断创新，对于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入研究艺术创新的历史实践，对于建设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共有精神家园，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纵横而观，自汉魏以来，中国文人的潜存思想意识日渐与儒家独尊的思想形态相剥离，逐步趋向对自然与生活的崇尚，审美领域自觉能动与心力的释放，使他们有可能对人文资源与生活源泉中的诸多具有审美价值、具有利于自我价值体系不断构建的原生素材进行整合与提炼，从而发现书画艺术在与自然、历史相交合而延伸过程中的种种冲突矛盾与共生契机，进行锐新的再创作与理论性的总结。因而这一时期突破战国秦汉以实用为目的而独具审美价值的所谓“文人画”已开始出现；文人书画家如顾恺之、宗炳、顾宏中、阎立本、吴道子、张萱、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等相继颖出。“观道”、“畅神”、“士体”已成为当时文人书画的主要特色。

这一时期，精神的独立和创作的自由，使秦汉以来日见张扬的古代“士”（气）的传统在不断创新中自然成为中国文化艺术思想的主流，成为文人画家重身份、轻名分的自我意识的主宰。在人性与人本上的执意求企，使其精神理念的思维高度明显超越了一段历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政权分裂，矛盾尖锐，战争久久不得平息。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经学束缚的不断突破，玄学的发展异常迅速，这就促进了逻辑思辨的自由探索风气。佛学这时也传入中国，这又给古代的文化及文化人的精神家园增添了不少的新因素；加之西方求法潮流在中国的波及，自然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了汉文化同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这就在古、今、中、外及地域性的不断综合中，自然创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固有特色，刷新了文化人思想上只囿于民族本身的不足一面，促进了他们对当时社会生活不断和谐的自觉；因而这一时期的绘画艺术，便出现了丰富多彩而各见性情的明显特色。同时，这一时期由于统治阶级对艺人使用方法上的变易，更促进了颇为壮观的专业绘画队伍的形成。卫协、陆探微、张僧繇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代表人物。

从创新的角度来观照，卫协是这段历史中值得一提的重要人物。卫协的画，不仅重视人物内在气质的充分表达，而且很重视外观形态的逼真描述，使形神兼备的艺术特色在当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影响了一代人、几代人。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卫协在图谋中国画不断创新思想的支配下，寻思着中国人物画新的精神境界与感觉，在绘画中充分吸收印度佛教画风，对当时还比较粗糙的中国人物画进行了笔墨技法上的不断改良，终使其渐见细微。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断称“古画之路，至协始精”，是很中允的。卫协以自己的非凡潜质、心力和不懈的努力，把中国画在当时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隋唐时代，是中国书画艺术由成功走向成熟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个时期，由于宗教艺术的世俗化，由于创作题材生活化，由于中外文化一体化，艺术与艺术家在精神家园共有、百家诸长共存、创新意识共生的时代背景和人文环境下，广泛吸收历代画家们的学养，取汇诸家绘画之优长，穷古今之神变，测中外之幽微，成盛世之教化，不断吐纳蓄锐、自我修善，从而很自然地突破了历代相法的樊篱，在国色天香、万千气象中，把中国画推向了鼎盛的时代。

五代南唐时，中原地区战乱不息，艺术繁荣局面惨遭破坏。相对的江南南唐和西蜀之地却偏安一隅，招致了江北广袤土地上无数书画名流的归附。南北文化的交融，对书画艺术创作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时代机遇与环境条件；加之统治者对书画作品的酷爱，因而独辟蹊径的悉数扛鼎人物，诸如顾宏中、周文矩等，他们以独创性的大手笔，自开了写实性主题画的一面，在隋唐与两宋之间搭起了一座史诗性绘画风格的过渡性桥梁。

当绘画有了自己的院体与学科，成为一种职业而介入市场，艺术创作具有明显的个性化与商品化的特色时，历史已迂回到了大宋王朝。

这一时期，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和画家个性张扬的需要，自然、写实、简练、意蕴成为绘画意识的主流，标志着中国画在实用上相对于传统有了实质性的突破。武宗元的宗教画，李公麟的人物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辽、金、元代，是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在冲突中相互吸纳、转化从而和谐于一体的最富有历史特色的时期，强烈的冲突并没有使汉文化在另类政治氛围中消衰；相反地，在共有精神家园日益凸显出迫切情形的时代背景下，汉文化的强大同化功能却在既斗争又和解的政治格局中日显自己话语的优势。这一优势，最终导致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对全面汉化文化政策的切实推行。辽太祖阿保机建国不久，就曾听从耶律倍的建议，推孔子为万世之尊。因而辽元时代的文化在各方面均都普遍反映出汉化的迹象。

这一情形在辽乐、元曲及绘画艺术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山西芮城永乐宫的巨幅壁画图，可以说是汉蒙文化交融后，辽阔的草原背景及马背文化强烈的冲击力对元代艺术家巨大影响的必然结果。千百年来骨法用笔上的种种技巧，一个融和文化支配于时代的无际思想境界以及无限的道释风光，都在鸿富汪茫的壁上大观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面对史画与画史，人们不能不为民族文化的共存、民族精神的共有、民族情结的共生而对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产生深深的尊仰之情。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新的文化思想和审美情趣日见滋长，这就无形中加剧了传统观念同新的思潮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宗法强权和西方思想的双重影射下，画家们一方面用灰色的情绪笔调在绘画中悄然抒发自己对已具有初步殖民特色的文化氛围的不满；一方面又自觉调节精神思想上同社会现实不相适应的那一部分，并试就合着“和魂洋才”的潜意识，在试图创新着中国的水墨画。要不就是拒绝现代性，要不就是试图西化，在明末清初的艺术群落中，这种彷徨、徘徊的情形普遍存在。这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画的不自觉创新，一方面又显然削弱了中国画于扎实写实的潜功性一面。

特别是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第一次彻底地打开了一个漫长的、闭关自守的封建性农业生态空间。工业本身的近乎零存在的对比、官员本身的麻木不仁反差及武装力量上的天壤悬殊，透彻显示了中国人于本质力量上的薄弱。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在阵痛与迷惘中寻求图强的道路。他们试图从中西文化的对比中，用一种比较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先进性思想的诉求。

一八九五年，《万国公报》主笔沈寿康提出了革故鼎新的著名“中体西用论”。他言辞肯切地说：“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八九八年，洋务派的实力代表人物张之洞对“中体西用”论作了更详细的阐述，提出“不可变者为体，可变者为用”的观点；并明确地指出：“……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从而进一步确立了这一论断在致用于文艺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戊戌维新运动发起者之一的康有为，曾结合中国传统绘画的改造，提出了用西洋画的扎实造型来弥补传统人物画于写形不足的主张。他感叹地说：“全地球画莫若宋画，所惜元明后高谈写神弃形，攻宋院画为匠笔，中国画遂衰。今宜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吾国之短。刘君海粟开创美术学院，内含中西，他日必有英才。合中西成新体者其在斯乎”！他所讲的，就是中国画技在吸收西方科学成分中的精进。

梳理中国艺术史的线索，洞察绘画与生活的渊源关系，即不难看出，中国画的盛兴与式微的主要原委，无不与社会的兴衰、时代的变迁及艺术家内心世界与生活环境和谐的程度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只有在充满激情和社会责任感的精神力量的支配下，使艺术家们自觉投入于火热的现实生活和社会潮流，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具有强烈影响力的艺术作品来。

艺术创新的历史实践已充分证明，融古今以生新风，合中西而成新体，融生活而确立新意，是中国绘画艺术在当代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它需要悉数有作为的艺术家同心同德、殚精竭虑、矢志不渝、艰苦卓绝努力，从而能把百年来、千年来人们企盼中国画大兴于世的梦想逐步变成现实。

●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与地域性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它的核心价值对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言，主要表现在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上。

受一定的地域性传统习惯势力和物质水平的影响，它会在荣辱、爱憎、是非、善恶以至于祸福、吉凶等观念上明显反映出认识的种种差异。寻思着如何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思想潮流，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效抵制来自各方面的没落负面影响，便成为当前精神文明建设在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历史实践中需要认真研究和切实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这里，我们不得不先从客观的层面上粗略地探索一下传统历史文化与其所处特殊地域环境的共生模式关系。

辩证地、唯物地看，不同属性的文化所赖以存在的共生体，包括民族、种族、宗族等，是形成文化自身体系的基本客观条件；惟其类别与层次的不同，所以它所产生的本体文化与文化本体的特殊性与实质在很多方面是大不相同的。研究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实际就是研究环境与共生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就是分析事物之间信息和能量交换的方式和结果。

由于研究的方向、方式、方法的不同，其结论也往往在意向所指上大相径庭。

同样是在德国所产生的辩证方法，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崇尚理想化的民族国家，坚持唯心主义；而以研究黑格尔为突破点的马克思却将旧的思想方法同新的唯物主义相结合，使其发展成为崭新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

因而，在地域性的特殊矛盾的分析、解决中，寻找不同存在对于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形成的决定作用，以归纳共生系统进化的一般规律，使差异能与核心体系实现非对称性和谐，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完成对立统一、使事物不断朝着人们所预期的方向发展，就已经是和谐文化建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所要悉心关注和竭力解决的问题了。

大家都知道，西藏是祖国西南边陲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正是由于这个英雄民族的存在，才使中国的中原、川原有了持久的安宁与和平。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向心觉转换，从这个民族的外部特征深入到他的内在实质的时候，不能不为这个汉藏文化相融合、中外文化互依附的马背民族的博大胸怀与强悍底质所冲动。坦荡开放、兼收并蓄、含刚茹柔、劲勇情笃的特质，使藏民永远具有着那么一种敢于进攻又善于包容的精神气节。

对于这个民族而言，他的传统文化的绝对优势并不反映在源远的历史知识容量上，而主要是体现在丰富而活跃的、富有生命力的创造精神上。这是藏族和藏民的文化核心价值所在，也应是全人类文化与文明的核心价值所在。

作为地球村上最完整，最厚博、最结实的一块大陆架，青藏高原无论是经纬的任何维度上，都具有使生灵的生息充满传奇与诗意的潜质。

文物是历史文明的见证，是历史文化的形象诠释。作为佛学一直占统治地位的一个特殊地域，西藏的文物遗存素来以品种繁多、门类齐全、特色鲜明、价值不菲而艳羡于世。以布达拉宫为核心的，如同星座般的博物馆，收藏着全世界最富有的珍稀瑰宝，人们无法用常数来计算它们自身的绝对价值。

虽说是由于外族的入侵和自身文化的劫难，藏区的许多珍贵文物大量流失和灭毁，但遗存下来的依旧是丰富多彩的。近些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回流”和发掘的珍贵宝藏日益增多。藏区的文物正在不断充实和完美着自身的科学体系。从中，不仅可清晰检索出西藏历史发展的曲折轨迹，清晰看到西部人文沃土上工艺制造的绝对水平；而且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的体现，这些文物还形象勾划着汉藏文化、外来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交汇融合的清晰轮廓，成为人们解读区域文化史以至国家文化史的弥足珍贵史料。

《西藏简明通史》的作者恰白·次旦平措先生之所以能破除教派门户之见，使藏族历史研究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就是先生在石刻、碑文和出土文物上相继找到了翔实而有力的事实依据。

同一切事物和现象一样，文化价值的普遍观念总是融寓于区域的特殊差异之中。因而自觉构建文化科学体系，就是要在研究区域文化特殊性具体过程中，准确把握物观环境与文化共生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过程，就是要在事实基础上深入分析事物种属之间文化信息与能量的交换方式及最终结果。只有在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点和诸多区域性生态原点上确定了正确位置，就会在不断的整合中自然架构起座标一样的文化科学体系。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它的核心价值观念主要表现在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的精神上。

时代潮流和全球形势呼唤着人们对生命价值在其核心观念上的自觉。在这个层次上，汉藏文化的自新与再度和谐便有着普惠于世的意义。

过去，靠着丝绸之路和民族联姻，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物阜民丰、万邦和谐的历史辉煌。改革开放的火红岁月，青藏天路的修建与人才援藏，又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繁荣昌盛、伟大复兴开辟了新的通道与天地；相信，只要在核心价值观念的共识上，调动各民族大众、精英的自觉性，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不断推动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大繁荣与大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会伴随着中华文化的大兴于世而辉煌荣盛。

●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与历史性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文化首先是一个民族概念。这个民族存在的地域，决定着这个民族文化观念的特质，而这个民族发展的历史，则决定着它所具有的文化观念的特性，正是这主客观两方面所共生的本体文化特有性质，使各民族所独有的文化在价值观念上便反映出种种的差异。所谓的一个国家的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说到底，就是在差别中求同质，在异类中找共性，强化双向影响，促进相互和谐，使不同民族文化在核心价值体系上基本趋于一体化，从而实现各自价值的理想转换。

理论上，所谓的“共有精神家园”的观念确立，就是对精神文明创造过程中所研究的民族文化的特有性质进行合乎客观历史的准确概括。

实践上，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就是采用科学手段，致力使差异性的民族文化价值观念在不断融通中超越地域范畴，从而自觉进入历史性的层面。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进向自由的一步”。这既肯定了文化是不断发展的这样一个基本规律，又简明地指出了先进文化本身独有的性质。

所谓的理想的人，实质就是一种自由的存在。为了这伊甸园般的诗意生活，人类曾在历史上烈演了一幕幕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故事；又在当代以改革创新为己任，用大手笔谱写着自己的壮丽人生。

中华民族在一个复兴的伟大历史时期，急需要这两种精神的大力弘扬，我们不仅需要共享文化创造所带来的发展成果，我们还需要把这种创造和成果向东西方世界推扬；在一个多元文化相互冲突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向同道和不同道的国家、民族学习。

作为一个友好邻邦，俄罗斯同中国在很多方面有着十分相似的地方。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这个英雄的民族便在自己的国土上彻底打败了号称头号枭雄的拿破仑、希特勒和他们的侵略军，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空前绝后的神话。

这个英雄的民族在思想醒觉后，通过一系列的革命运动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更为重要的是，它在无穷的历史追忆、探索和现实的改革、创造实践中，创立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列宁主义，凝聚了一种为人类所应共有的、为理想化的社会而英勇奋斗的不屈民族精神。

正是核心价值体系上为人类所应共有的精神力量的存在，使得俄罗斯民族历史演变和现实建设历程中的所有文化遗存，都成为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

至今，当你站在莫斯科红场列宁的铜雕塑像下面聆听前苏联国歌旋律的时候；当你站在涅瓦河上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艇回思那打响十月革命第一炮的时候，当你站在彼得堡罗要塞重忆二战硝烟的时候，你不能不为俄罗斯人英勇抗争、用生命与鲜血来争取自由的不朽精神所感动。世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列宁、斯大林、朱柯夫、阿尔捷米耶夫等这些领袖和英雄的名字。

由于这种历史英雄主义和创新精神的存在，才使俄罗斯的文化和艺术始终没有被西方思想所蛊惑而偏离自己的正确方向，始终在现实主义的主旋律上亮丽着鲜明的民族色彩和强烈的人文情怀。

闪耀在俄罗斯文艺史上的喀山大教堂、花岗岩圆柱，马马耶夫山冈纪念碑、二战胜利纪念碑，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尼古拉·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等，至今，仍在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心头闪闪发光，成为他们不断进取、不断创新的力量源泉。

注重现实和脱离现实的巨大反差，悲壮色彩和没落基调的强烈对比，人民性同宗教性的天然界沟，使俄罗斯文化艺术如同史诗的雄浑交响，在低迷的乱世喧嚣中突然勾画出了一道震撼人心的壮丽风景线。

正是为了肯定这参照世界的意义，以架构苏维埃文化艺术的科学体系，前苏联政府斥巨资在莫斯科修建了世界顶级的特列基亚科夫艺术博物馆。这里收藏有世界最优秀的艺术大师们的代表作。古希腊艺术、罗马雕塑、圣画像、文艺复兴时期艺坛三杰的绝世佳作，特别是十九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领军人物列宾、苏里柯夫、列维坦等巨匠的经典绘画杰作，如同暗夜里熊熊的火炬，不仅记载着一段辉煌的历史，讴歌了一种人类所应共有的精神意志，而且指引着人类文化史、文明史发展的正确方向。

结合艺术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现实，不难看出，巨匠们所处的，是俄罗斯民主思想大变革的时代，历史决定了他们能成为民主思想的体现者。大师们试图用一种有别于他人的新锐绘画语言传播俄罗斯优秀儿女为争取人类自由、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奋勇抗争的精神；并在画面的物观背景及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宣示了一种正义不可战胜的理念。
就艺术的图新而言，俄罗斯民族绘画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于中国画在继承中走向现代具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在不断的发展中自觉构建中国绘画的现代科学体系，就必须向俄罗斯学习。

中俄两国有着相互交往的悠久历史。早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绘画就对中国的改良派产生过强烈的影响；二十世纪中叶，前苏联的美术理论和教学体系几乎完全主导着中国的美术院校和美术界，我们的教学大纲和写生训练大多沿袭苏联的一整套方法。

从一个方面看，这有助于中国画的科学改进。用素描的科学造型，用雕塑的立体透视来弥补文人画于写形的纤弱一面，都是很有效且比较成功的。

中俄关系目前处于历史发展的最好水平，我们应抓住这个机遇，实实在在地做几件有意义的事情，以不辜负历史对我们的厚望。

●文化资源与资本的相互转化

经典的解释，文化就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合。很显然的，文化的内容涵盖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所有成果。它既在“器”的层面上体现着自己的直接效益，又在“气”的层面上充分反映着人类自我实现的绝对价值。因而要研究文化、实现其效应的最大化收益，必须坚持双重标准，必须坚持科学性的创意，努力促使文化资源的本身能量在社会化、市场化的双边运营中发挥最大的潜力。双边运营中，资源与资本的相互转换是根基，资源与资质的相互转化是根本。

经济作为最基本的因素，它决定着文化与文化人生存的条件。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及其它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何显明先生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社会实践》一书中指出：“凡是不能通过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互相渗透、相互作用而参与现实社会生活实践的观念文化，必然只能抽象存留于历史典籍之中，成为与现实生活无涉的死文化”。

所谓的“制度文化”，指的是社会关系、社会组织以及这种组织关系所需要的伦理道德、法律规范等。这些有助于人际之间的和谐，从而优化合力，利于文化创造群体的能动性发挥。巴西总统卡多索曾非常感慨地说，只有以制度化的方式把民族文化同经济的发展给合起来，才能使民族文化获得再发展的平台，使民族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但是，我们也应当清楚地看到，制度文化的因素之于转换，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如果只以制度的方式强调“同化”的一面而忽略或窒息“异化”存在的合理性，则势必对核心价值的实现造成极大的影响。

哲学意义上，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正是特殊性的冲突与和谐，才促使了矛盾向高级层次的不断发展。《国语·郑语》有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近些年来，文化发展理念上所谓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讲的都是一个道理。

改革开放后，“国学热”的兴起，就是对民族独特文化个性的张扬，它所体现的就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发展的另一个倾向——异质化。正如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民族歌舞一样，这种另类生活环境，必定会为民族文化的复兴与发展提供极为广阔的空间。

由于文化活动离不开经济的支持，因而经济便成为以制度为机制的权力关系的一种资本。法国人类学家布迪尼突破传统观念，明确提出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的科学命题。他认为，资本不同类型的可转换性，是构成文化科学体系发展策略的基础，目的在于保证文化资本的再生产。

这种策略，中国人早就有所意识，最初，他们便将“经济学”译为“富国策”，以为“经济”主要在于经邦济民。《晋书·殷浩传》中有云：“思得道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这里所首肯的就是道学文化的社会资本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文人“士”的精神的强烈影响，因而经历代所积淀的传统文化便明显表现出非正式社会关系和非理性化潜在习惯势力的存在，虽则满足了特殊情况下文化人自身资本的有效转换，取得了局部性的利益，（扬州画派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但很不利于现代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

不发达是一种思想观念，也是一种习惯势力。恩格斯曾经断言，这种传统一定要被新的立场上的力量所消解，这是很有见地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发展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必将对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如何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质量效益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文化资源，一是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二是与社会网络有关的边缘文化。两者相互作用、互为动力，推动着社会文明和区域经济的发展。

在科学发展观前提下，寻思着如何以制度化的方式将民族文化中思想价值与经济效益结合起来，从而加速资本化运营就成为新时期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市场是克服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困扰、使文化资源实现集约化从而具有普遍经济意义的唯一选择。

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它的最大化生产力只有在开放的市场中才能得以最大限量的解放。的确，市场如同杠杆、加速器、扩容器一样，它的作用的有效发挥，就可使文化价值自身的转换实现最优化。

当然地，市场的准入会在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双重作用下，对民族文化的遗产、资产及生产过程进行重组产生重大影响。在错综复杂的市场贸易、交流及鉴评的过程中，许多的新思维、新观念与新点子都会激应出来；这就无形中创造出一种活力与动力，孕育着新的觉醒，促使着新的创意、新的创造以至于新的创举在市场这个看不见的引力场中加速形成。事实的结果，不仅会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积极提高人们两个文明的觉悟；而且会在不断改革、创新的持续发展过程中，促使文化科学体系的自然形成。

历史地、唯物地观照，作为具有双重性质的文化资源，其物质的层面是无穷无尽的，而精神层面又是无限延伸的。只有创意地开发并利用，只有规模化地生产并营销，才会在不断提升市场占有率的过程中，实现效益与效应的最佳值阈。

经济的本质，就是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效益。希腊文关于经济的解释就是一个家庭如何通过管理使土地和奴隶创造更多的财富。这种土地和奴隶是一种很有限的资源，经济的效益就是在这种资源上要实现最多的收益。

WTO总干事雷纳托·鲁杰罗曾在二十世纪末坦言：“把整合中的经济、民族与文明管理起来，使每一种都保持独有的身份和文化，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挑战……”
实质上，历史和现实对经济的解释是大体相同的。它都蕴含着对资源和品质的意义肯定。

鲁杰罗所指出的“独有的身份和文化，”实际上就是文化资源的本体特征，它也是一个品牌；不过，同一般意义上所谓的标识性牌子有着明显的不同。现代市场条件下的所谓品牌，不仅仅是个象征性的述语记号，而且是一个充分显示着非一般文化品位、非寻常物观品质、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民族特色、历史特色与地域特色的综合标志。

只要在创意上、定位上、推广上充分塑造了品牌形象，其文化遗产资源的价值转换便会如川江涨水，千帆尽汇码头。

一个中国美神杨贵妃流落日本的民间故事，本不足为道。日本人却借之而杜撰美丽传说，修筑异常考究的陵寝及纪念馆，生产出质韵独甲而走俏一时的贵妃名酒、贵妃饮料及贵妃化妆品，不仅拉动旅游事业，做了一笔收入不菲的生意，而且相应提高了他们民族文化的品质与品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深的反思。

广西壮族自治区以“模型文化”为依据，打造民族文化村，使历史文化同生态文化相融汇，从而使极富特色的民族文物苑、白彝风情村、黄洛瑶寨、金竹壮寨等充分显示着遗风和时代特色的旅游热点应运而生。不仅给欠发达的边远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而且使当地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维度。

在现代科学技术正使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趋向一体化的时候，体会独特的遗产资源种种潜质与另类风味，正成为人们最强烈的心理需求。在聚和一种遗产资源的内在潜力时，考虑到“差异体验”上的普遍需求便成为其品牌打造的最终目标。

异则趋之若鹜，同则门可罗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旅游生态化

法国学者让·梅特森认为，旅游是为了在消闲中丰富自己的经历和文化教养，这是很有见地的。实质上，旅游就是观光自然、历史人文所产生和遗留的文化资源。

由于人们旅游上对事物本真认知的普遍需求，由于大千事物原生存在于观览和考据上的惟一亲切感与真实感，对于旅游方面的文化资源而言，保持其生态性，促使其生态化，才可能吸引更多的人走近，从而实现效益资本的最大转化。

事实上，不同区域的同类物观在形质上差异是非常大的。对于一统于楼阁中吃快餐的现代人而言，反差越大，体验就会越深，所谓的认知就会越明晰；人们就会把最差异的热点作为自己的买点。

彭兆荣同志在《体验差异：民族志旅游与人类学知识》一文中曾深有感触地说：“本质上，人们旅游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和体验与自己周围环境和文化氛围不同的东西。”

陕西省虽然是个文化资源大省，黄土地上的文物富甲天下，山水风光也独具风采，但由于对其生态化的差异性注重不够，没有充分利用本省高新技术的绝对优势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在突出生态化的同时，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在有些方面甚至有违于科学性的原则，比如华山千尺幢石道的开掘，洽川湿地因农业观光而对原始诗性氛围的影响，古迹遗址上不伦不类的人物泥塑等，不仅没有充分发挥出一处文物、一方风水应有的独特潜质与潜能，而且有些自然遗产受到了无法弥补的损害。

单纯靠文物发展旅游，为了招揽旅客而破坏原生态景观，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效益，而且由于弄巧成拙，反在一些方面失去了争取世界遗产保护的机会。

相比较于西岳华山，广西的伊岭岩真是小巫见大巫。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地政府和旅游部门因地制宜，用民族文化来包装一些景观、诠释一些景观，根据壮族的民俗习惯建立一些新的文化景点；比如民族风情长廊等，这样就把不同风味的衣、食、住、行、购物、娱乐同自然风光原生态地融和在了一起，从而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确，只有生态的、民族的，才是发展的、世界的。

●艺术产业化

所谓的产业化，简言之，就是企业性规模生产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化的企业生产首先要求生产形式的规模化和生产过程的系统化。对于文化的科学体系而言，这是产生实际效益和实质效应的关键环节。

中国的改革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社会网络背景下的资本运作性资源集约、企业联合、市场连锁，是文化产业走出小农经济旧圈实现规模性经营的惟一正确选择。只有“加大投资力度……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才会增强国际竞争力，在全球性的文化大环境中实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

艺术作为文化资源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它在经济效益和人的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对东方的文化渗透中，运用的主要形式就是艺术的冲击。

好莱坞的影响力几乎涉及到了全球的每一个国家。它不仅以无可抵御的欲望刺激动摇着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念，使政治、经济、军事侵略无法实现的图企在一种自觉不自觉中成为了可能和事实；而且以年收入300多亿美元的效益给美国的多耗肌体补充着血液。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富于人性的全球化》统计资料显示，美国最大的单项出口产业不是飞机、电脑或汽车，而是娱乐业，包括电影和电视节目。
应对世界文化潮流，在现实的空间和虚拟的空间，我们也正在尝试着运用高新技术和民众的创造精神，努力提高着艺术品的表现力和生命力，努力提高着文化企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富有创意和效益的文化生产方式、广泛快捷的文化传播体系也正在陆续形成；整个社会机制已逐渐能适应社会主义文化新业态的锐扩与进取，这就使得艺术自身的视野从纯文化中解脱了出来，正在以效益、效应的双重价值、高速转换的态势成为世界艺术角逐舞台上很重要的一极。

云南省在民间艺术开发上所推行的“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战略措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是继日本“造乡运动”，台湾“社区营造”运动后，于社区和乡村艺术产业开发上一个成功的实践。

同城扎染之乡、新华铜器之乡、旧州绣球之乡、纳西古乐之乡等等，如同灿烂群星，在充分发挥自身独具特色的同时，组成异彩纷呈的民族多维艺术体系，共同提升着区域民族艺术的原生风貌，创造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仅一个扎染厂，每年的产值就达到20多万元，人们不能不承认艺术品大盘运作的强劲走势对单项个股的明显影响作用。

即就是对于绘画艺术而言，只要不是孪生式机械翻版，大机器规模性的产业化行为仍然具有巨大的市场商机，也具有着十分重大的社会意义。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一书的作者——法兰克福学派的本杰明就曾指出：“艺术和技术的进步为民主和解放提供了机会”，他认为艺术品的复制可以把艺术从宗教仪式的古老传统中解救出来。

在现代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实质上就是通过文化的工业生产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文化艺术工业以超速的廉价效应控制着大众化的精神消费，消解着人们对不民主、不公正社会制度的否定意识，从而使资本主义赖以维护自身统治。

●社会主义文化科学体系的自觉构建

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曾十分感慨地指出：“最后生存下来的物种既不是最强大的，也不是最聪明的，而是那些最能适应变化的”。其原因主要在于独存的物种群体在内外的协调合作中顺应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机制，从而大大加强了自身的竞争力。

以之来观照复杂社会机制下的民族文化竞争，不能不意识到内和外谐的科学体系的自觉构建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生存、发展的极端重要意义。

对于文化的第一形态，马克思肯定地说：“是一本打开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文化的意义就在于它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

作为万物的主宰，人总要在生命的历程中实现自我，这是人类的本质属性。因而在确定文化科学体系的基点（价值体系）的时候，必须把“自我实现”作为第一要义界定，见图①。

文化作为一种物质财富的载体，它的直接效益体现在利润上，这是文化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因而要明确强调，见图①。

所谓的“自我实现”，实质上就是精神归宿。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决定因素。十七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这种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这自然也是自我实现的主要目标，见图②。

生命的差异性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们在认识和行为上的不同。

激活个体竞争，促使群体效应，以利在与时俱进中自觉实现自我价值的转换，便成为机制设计上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国家荣誉制度的确立是我们党面对客观现实所作的正确决策。它必定会为生存、发展意义上的全民创新提供强大而持久的推动力，见图③。

国家设立荣誉制度的目的，在于表彰那些在各个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这无疑把一些尖端区域的业务精英推上了一个全新的平台。知识技能的优化组合，精神热情的凝聚融汇，必定会自然形成爆发性，超常性、跨越性的核心竞争力，在一个需要在世界文化前沿阵地有所作为的时代，充分发挥出一个崛起的民族应有的智慧和力量。对于文化价值与业态的核心竞争力而言，应对什么样的机制是一个决定的因素。

所谓的“机制”，就是一个具有控制机能的工作系统，它反映着自身功能在机体构造及相互关系如何有机合作的独特作用上。

作为文化科学体系中的机制，既是粘合剂又是催化剂，它促进着体系中事物价值的相互转换，有助于其生存发展。其关系见图④。

所设计的机制体系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层次，是类似自然选择、有利于趋利避害的“自然机制”；第二层次，如同人工选择，是利于挖掘内在潜力的“社会机制”；二者互为依附，共同促使着体系的生存与发展，见图⑤。

伴随着商品而出现的市场经济，极利于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因而在运作的过程中，相应便产生了“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这种机制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表现为两种形式：自由贸易型和政府指导型。自由贸易，利于多维积极因素互动，使文化价值转换的效益成倍增长；而政府的必要控制和调节，则利于多元文化的相互融通，增强了文化商业社会化运作的活力，政府指导与自由贸易的优势互补，便会自觉推动着文化事业与产业的快速发展。

在一个国家、一个大范围的地区出现经济周期性危机的时候，这两种类型的市场机制形式则可以充分发挥出杠杆的巨大作用，使经济迅速出现转机以至繁荣，从而保证文化产业在国家经济链条上的正常运转。

1929年，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遭遇了灾星。美国股市的全面崩溃导致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实用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全面、系统、深刻总结了市场上极端主义所造成危害的全过程后，写出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提出了政府对自由市场全面干预的主张。事实的结果，不仅有效抵制了经济危机，而且使权力引入市场的理论成为社会经济学的一个崭新概念。著名的美国罗斯福新政便是这种经济文化理念的产物。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开始同传统的经典性相脱离，日渐显示出通俗化的趋向。它与当代青年相融洽的契机及和市场经济相同步的巨大商机，自然促使了产业性文化业态的迅速形成。企业型的大众文化、手工型的精英文化及网络型的普及性综合文化不仅各领风骚，而且在一种利益驱动下的默契合作中，形成一种意识形态和生产业态的巨大潮流，强烈地冲击着世界的各个层面和各个角落。

结果的事实是，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强大压力。

党的十七大认真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旗帜鲜明地提出：“要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以增强国际竞争力”，使中国能在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取得“反文化围剿”的最终胜利。

目前，我们不仅在一般性的文化产业的研究与实践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在网络化的产品制造上有了许多重大的突破。

系统决策已成为较完整的科学体系。它不仅可使成本的最佳底线和效益的最大化日益成为现实，而且以最优化的结构方式和综合效益检验并修正着文化科学体系的自身系统。
在使用核心技术创新企业产品使核心竞争力转化为竞争优势方面，我们不仅已总结出成功的经验，形成了为自己所独有的模式，而且在网络化制造方面，赶超了世界先进水平。

西方的各种媒体也在以事实和预感，大谈着中国文化网络和网络文化的威胁态势。

最后要谈及的一点，是有关“中介发展系统”方面的问题所谓的“中介组织”是存在于市场和政府之间的一种社会组织，主要表现为行业协会的形式。

在WTO规则不断深入、政府职能不断转变的今天，“中介”已日渐成为文化生产管理的主角。这并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独有现象，它是一种普遍的存在，马克思早就指出过，国家在本质上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

我国行会最早已在春秋时出现。《论语》中曾有“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之说。这里的“肆”，就是一种行会组织。汉代时，称其为“行列”，隋唐后则称“行”。据《中国史稿》所记，规模较大的都市经营同行多了以后，就产生了“行列”、“行会”，负责处理官府和市场之间的一些问题。

按照不同的职能、职责，中介组织大体可分为行业中介、科技中介和金融中介三类。

其中，行业中介，或者称行业协会，主要作用是通联、参谋、合议，有助于国家市场立法、利益协调、信息交流、促进国际、国内的商业性合作，利于从侧面加大文化产业的市场效应度。

科技中介，主要作为应在于科技资源的合理搭配，以利文化产业自身价值在创新中最大化转换。

金融中介，业务的主要范围在保险和投资两个方面。通过社会调查、分析、评估，为市场准入提供第一手可信资料。

中介组织的介入，有利于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有利于资本的最大、最优转化、有利于各种矛盾的有效化解，促使文化事业、产业在公正、公平、公开的优越环境中逐步实现永续性的快速发展。

三秦都市报 － 2008-03-23   王西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