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图强正相宜》(3)——导论的第1个问题“文化图强战略提出的背景”
《文化图强正相宜》(3)——导论的第1个问题“文化图强战略提出的背景” | ——兼论邯郸市文化产业发展之路径 | 杨英法 | | | | | 第一章 导论 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可以分为两大块:一块是硬实力,包括军事实力、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另一块是软实力,包括国家的凝聚力、文化的生产和文化的全球性普及等;而综合实力是两者的相加。这个理论把国家意志、文化的力量和经济扩张结合起来,强调更多利用文化的力量去传播自身的价值观,以形成对自己有利的态势。如今,中国正逐步走向经济大国,运用中华民族软实力,以文化致富图强,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一、文化图强战略提出的背景
目前我国中央、省、市、县、乡镇各级政府及企业相继提出了“文化强国”、“文化强省”、“文化强市”、“文化兴市”、“文化立市”、“文化强县”、“文化兴县”、“文化强镇”、“文化兴镇”及“文化兴企”等一系列文化图强战略。提出这一战略,绝非空穴来风,有深厚的宏观背景,这就是:资源和环境问题拉响了发展路径的橙色警报;知识经济的迅速崛起,凸显了文化的特有价值;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形成了不竭的资源宝藏。
(一)资源和环境问题拉响了发展路径的橙色警报
工业化,可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世界各国无一不把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实现工业化作为奋斗目标。但是,工业化虽带来了财富和文明,维持了较高的消费水平,但却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使人类处于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的艰难境地。寻找低耗、少污的发展经济的途径,成为摆在全世界面前的艰巨任务。文化资源,如人们熟知的小说、电影、戏曲、美术、历史名人、历史事件、传说、故事等等,其使用基本上是没有污染的,其价值不会像石油、煤炭、钢铁、食品等物质资源那样因使用而消失或受损,可以长期循环使用。因此,发展文化产业,提高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成为一种战略选择。
(二)知识经济的迅速崛起,凸显了文化的特有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世纪之交,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因特网的普及,知识经济逐渐兴起。文化与经济共生互动,经济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日益增强。经济日益文化化,文化日益经济化。一方面,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含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产品的被接受程度和价格的高低;另一方面,文化的经济功能不断增强,文化对企业的兴衰、产品的销售及品牌的流行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并且文化本身也成为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如韩国的文化产业在经济的危难时刻便起到了复兴经济的关键作用。知识经济的发展使文化的经济社会功能日益被人认知,以文化致富图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致富图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世界中国人的百年梦想和不懈追求。21世纪前半叶,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促进作用,不仅可促进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推进民族和国家认同,还可增强军力、提高形象、扩大影响,因而,可有力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进而有力地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的这些作用主要表现在:
1、文化昌明可促进经济繁荣
文化昌明有助于实现经济的长久繁荣,文化衰败会制约经济的发展。这是因为: 第一,文化产业本身就是整个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的发展会为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许多专家都认为21世纪是文化的世纪,文化产业被视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文化产业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也将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提高文化产业的比重正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方向。“文化就是经济,文化就是市场”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在西方许多国家,以文化产业为核心(或主体)的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已超过第一、第二产业而居于首位。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文化产业的产值占GDP的12%,英国文化产业产值占GDP的10%,意大利则高达25%。1995年日本娱乐业经营收入已经超过日本汽车工业产值。2000年,美国电影、电视和音像出版等出口总收入已达700亿美元,成为出口创汇仅次于航天的第二大产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化产业也获得了迅速发展,文化市场迅速开拓。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与国际接轨的文化市场。音像市场最早脱颖而出,初具规模;演出市场(以至商业体育比赛)渐趋成熟,冷冷热热;图书市场发展迅速,规模巨大;工艺美术品市场沟通海内外,机制健全;而文物市场与艺术品拍卖市场则从无到有,起点不凡;电影电视市场起起落落,交易热烈;娱乐、旅游市场遍及全国,迅速壮大;特别是文化广告传播市场,异军突起势头凶猛。①目前,我国一大批文化产业已逐步建立起来,文化产业的经济实体迅速发展,其中音像业、图书业、高档娱乐业、影视业等率先走上产业化道路。截至2003年年底,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的增加值是3577亿人民币,占GDP的3.1%,尽管比重还很小,但毕竟也为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第二,文化昌明会促进企业员工素质的提高,进而推动企业的发展。文化有科学与人文两大系统,文化昌明既可促进企业员工科学素养的提高,也会促进其人文素质的提升。企业员工科学素养的提高可促进企业的技术更新,以先进技术装备企业,从而生产出质优价廉的产品,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利润水平。企业员工人文素质的提升可使员工提高道德水平,明辨是非,把人心凝聚到一块,相互协调,减少摩擦,从而提高效率,推动企业的发展。
2、文化昌明可促进社会安定
人们都希望社会安定,而害怕社会动乱。社会的长治久安是民众和政治家的永恒追求。而文化昌明有助于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这是因为: 第一,文化昌明会直接促进国民科学素养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为社会的长治久安奠定物质基础。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社会安定需要物质基础,若经济落后,保证不了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或与外国、外地相差太远,要保持社会的安定是很难的。若经济持续增长,人们生活日益改善,社会即便出现一些不稳定因素,也能化解,不会危害社会稳定。因文化可促进国民科学素养的提高,进而推动经济发展,这就为社会的长治久安奠定了物质基础,有助于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第二,文化昌明会促进国民人文素质的提高,使其喜和恶斗、循德守法,从而抑制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必然影响社会的安定,只有防止其产生,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而文化昌明恰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因除了少数学说一味推崇斗争,鄙视“温良恭俭让”,诱导人们进行“窝里斗”,会制造社会不稳定因素外,不管是中国的儒墨道法,还是外国的古希腊、罗马诸家学说,绝大多数学说都是追求和谐,鼓励克己忍让,提倡“温良恭俭让”的,就是被马克思主义指斥的各种宗教,也都是鼓励“行善”,而反对“作恶”的。因此,文化昌明必然带来人们知书达礼,使其喜和恶斗、遵德守法,不作或少作违法悖德之事,从而抑制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 第三,文化昌明可促进社会上各种矛盾的解决,直接维护社会稳定。文化中的科学可促进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助于解决生产和生活,尤其是物质生产领域中的技术问题,进而促进解决相应领域中的人际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文化中的人文学科很多是直接研究矛盾的处理、解决问题的,有的虽不直接研究,也可提供启发、借鉴,从而直接启发和指导解决各种人际矛盾,直接维护社会稳定。如儒家学说主张“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非常有助于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3、文化昌明可推进民族和国家认同
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中华民族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缺少认同,就会离心离德、四分五裂,失去争雄于世界的能力,导致贫穷落后、任人宰割。而文化昌明恰可推进民族和国家认同。这是因为: 第一,文化是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基础。没有统一的文化就没有统一的民族和国家。如,汉字使口语不同的方言有了统一的书面语言,儒家文化使我国各族人民有了大致统一的价值追求和伦理规范,对汉族不断融合其他民族和保持国家的长期统一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拥有本民族独特的文化,是民族认同的核心要素,是不被其他民族同化的重要前提。犹太民族在国家灭亡后,流散世界各地,历经近两千年,却仍没有被同化,保持顽强的生命力,20世纪竟能复国,并且在强敌林立的环境中越战越强,就是因拥有自己民族独特的文化。中国人口众多,移民遍布全球,中华文化的独特气质是其难于同化的重要因素。 第二,文化是一种强力粘合剂,能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它不仅将共同地域、共同历史背景、共同社会心理和共同语言的人群联结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而且可以超越地域、风俗、语言的界限,将国内各个民族联结成团结和睦的民族大家庭。《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自强精神、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情操及“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高尚气节、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精神、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国情怀,等等,在中华民族中间代代相传,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品格,成为中华文化的精华。它是联结中华各民族的纽带,使中华儿女凝为一体,同心同德地为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懈奋斗。江泽民同志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曾概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即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这种共同的中华文化没有因政治制度的更迭变迁而被冲断,也没有因经济的变革而被分离,而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日益繁荣昌盛,并始终成为凝结各族人民的强大力量。在当代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更成为凝聚和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炎黄子孙抵御外侮、发愤图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4、文化兴盛可增强军力
军力强大是国家强盛最直接的标志。强国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没有强大的军队,要保持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是很困难的。而文化昌明可增强军力。这是因为: 第一,文化兴盛可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和作战技能,直接促进其战斗力的提高。美伊战争中,美国迅速占领伊拉克,就是因为其文化兴盛,科技发达,部队拥有最精良的武器和熟练的操作技能,使伊拉克军队几无还手之力。 第二,文化可凭借其中的理想教育、道德教育,使军队形成勇敢顽强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意志、团结协作的品格、遵纪爱民的品德和令出必行的良好习惯,从而拥有强大的战斗力。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是凭借共产主义、爱国主义的理想教育、道德教育而弥补了武器装备的落后,拥有强大的战斗力的。 第三,文化中的一部分本身就是军事思想,它可指导军事指挥员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来指挥作战,从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如我国的《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典型的优秀军事文化,历代都把它当作兵家必读之书,汉唐一系列对外作战的胜利,其将领大多受过其思想的熏陶,显然对国家的强盛功不可没。又如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我国现代的优秀军事文化,其“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作战原则等等一系列光辉思想,实在精妙绝伦,它使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形成惊人的战斗力,终于克服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的恶劣,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5、文化昌明可提高形象,扩大影响
文化的作用对象是人的思想,思想上接受,才能起作用。一个国家、民族、地区或单位,若拥有优秀的文化,会使其他国家、民族、地区或单位的人产生真诚的信仰和真心的向往,对其产生巨大的影响。我国历史上长期处于“万邦来朝,四夷宾服”的地位,对周围国家产生着巨大影响,虽然原因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留下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瑰宝,具有任何其他文化所不具有的极大的独特性、丰富性、完整性和消化变通能力,长期以来文化先进,是东亚的文化学术中心,是厚德博文的国度,科技上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拥有大批思想博大精深的思想家,使周围国家的人无比敬仰。美国在当今世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其文化兴盛,科技先进,拥有大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使人不得不由衷地赞叹。进入知识经济、信息社会以来,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增大,拥有核心技术的国家对他国拥有很强的控制力。中国企业的核心技术全靠日、美这些发达国家提供,没有他们的技术,中国经济将寸步难行,这充分表明文化的巨大影响力。 由此可见,知识经济的迅速崛起,凸显了文化的特有价值,不仅可促进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推进民族和国家认同,还可增强军力、提高形象、扩大影响,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1世纪初叶,中华民族站在了文化复兴的转折点。传统文化的理想、价值和道德资源,为民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目标、动力和凝聚力。高度重视文化建设问题,重建民族文化,可强化民族凝聚力,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建设以华人为基础的、超越国界的“文化中国”,并借此提高中国的国家竞争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基础。
(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形成了不竭的资源宝藏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未曾中断的国家,拥有很多历史文化脉系,出现过好多历史名人、名著、艺术作品、城池及军事设施,发生过好多重大历史事件,创新、务实、自强、爱国的精神相沿成习,拥有极为丰富而有价值的文化资源。但是我国的文化资源大多没有得到开发,没能转化为现实财富,我国仅仅是一个文化大国,还不能说是一个文化强国。文化产业获得合法地位,不过是近十几年的事。虽然我国的音像业、图书业、高档娱乐业、影视业等率先走上产业化道路,目前一大批文化产业已逐步建立起来,但所占比重还相当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微乎其微。如,2003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的增加值是3577亿人民币,仅占GDP的3.1%;2006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在2005年比2004年增长18.7%的基础上,比2005年又增长17.1%,实现增加值5123亿元,但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仅为3.41%。①从总体上看,我国文化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和影响远低于发达国家,文化资源优势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整体竞争力水平较低。拿2003年作比,明显可看出这一点。 2003年年底,我国文化和相关产业实现增加值3570亿元,占GDP的3.1%;而日本2000年文化产业的规模就已经达到了85万亿日元,占GDP的17%;美国当年的文化产业总收入是4000亿美元,产值占GDP总量的18-25%;英国文化产业产值占GDP的10%;意大利则高达25%。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形成了不竭的资源宝藏,但是,丰厚的文化资源白白闲置,这种局面必须改变,这就必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作者简介]杨英法(1965—),男,河北平山人,河北工程大学社科部副教授,主要研究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曾在《求索》、《学术交流》、《甘肃社会科学》、《中国成人教育》、《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电影评介》、《企业活力》、《集团经济研究》、《中国市场》、《商场现代化》、《职业时空》、《经济论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90余篇,并曾出版哲学专著《矛盾的处理、解决方式问题研究》、《文化图强正相宜——兼论邯郸市文化产业发展之路径》,《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持久抗日战略方针之比较》、《小城镇、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互动发展探索》等论文曾为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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