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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苍穹(中)

2019年4月16日 阅读410次 杜染专栏 【字体: 上一篇<<>>下一篇

 

 

 

 

你说一个一,我对一个一,什么开花在水里

 

母亲在旧社会度过了童年,而人生大部分是在新社会度过的,集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想于一身,尤其是敢为人先的精神和对子女的教导有方,令其颇显不凡。生我时,年轻接生员刚接受过培训还没给人接过生,别人家不敢用,而母亲却果敢地用这名接生员将我顺利接生到人间。母亲说,生我那年,家里一切都很顺利,家里在这一年里大事喜事纷至沓来,先是父亲在春天转成了国家正式工,母亲又在操持着请人把家里的东厢房拆了,盖起了正房,等到了秋天,我就在已经盖好的新房里平安降生了。一切是很顺利,但我却想像得出母亲顶着大肚子张罗着拆旧房、盖新房的艰辛而又面容憔悴消瘦的身影。母亲也曾向我们说:“还真应了老三爷的话,他早就说咱们家改了正房以后能出人。”老三爷是一位能掐会算的风水先生,曾和我家住在一个院,是父亲曾祖辈的本家长辈。给我接生的接生员姓苏,母亲管她叫“小苏”,母子平安,母亲高兴又感激,接生员也很自豪,增加了自信。母亲想给我起小名叫“顺利”,但姥爷的名字里已有“顺”字,便叫了“小利”,从此我就以这个乳名被父母和长辈们呼来唤去了。我家家谱上有自清朝开始的排辈顺序,前十辈是“永成山延广  中兴振家声”,后十辈是“英俊荣华成  玉哲跃光宗”。我是“中”字辈,生下我后,母亲正在寻思按我这辈的“中”字起什么大名好时,接生员说:“忠于革命忠于党,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您看叫中于好不好呀?”母亲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苦孩子,对新中国、对共产党无比赤城,对毛主席无比热爱,便爽快地采纳了接生员的建议。母亲平时只叫我小名,一次也没叫过我大名,以至于我上小学后才知道这个学名,后来我又和母亲商量改成了现在的名字。当然了,母亲一心想生个女孩,见又是一个小子,一时气得不想给我喂奶,这是后来母亲当成笑话讲给我听的。但是我的到来,确实圆了母亲的心愿。为了祝福我母亲能如愿生个闺女,原在一个院里居住的本家一位二奶奶和本家大嫂像是商量好了似的,撇开我的大名小名,却管我叫“五丫头”,这样一叫还真叫来了一个丫头——我的妹妹,这下可是皆大欢喜,母亲如了愿,二奶奶也对我母亲夸嘴说,叫“五丫头”灵吧,要是早听我的这么叫,早就生闺女了!她们以及街坊的妇女们还说妹妹是母亲的贴身“小棉袄”,是母亲的“老可心儿”。当我伺候患病的母亲多年之后,和本家大嫂聊天时说:“我还真成了我妈的丫头了!”大嫂说:“哪儿啊,比闺女还心细呢!”这位大嫂以及大哥见我早出晚归的一个人伺候母亲,上班也远,总是心疼我,嘘寒问暖,能帮就帮,有时自己做了好吃的也给我端来,有时说些仗义的话宽慰我,待我像亲弟弟一样。

母亲还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让舅舅联系挖掘机工程队,大哥挑头、全家协助开挖和承包了五十亩鱼坑,靠全家团结苦干,勤劳致富,成为了当时少有的“万元户”。但母亲每天都督促我利用课余时间参加鱼坑的劳作,占用了我大量的课余学习时间,我的学习成绩从此就不再是名列前茅了,这也是家庭条件所迫,这么大的产业,活儿多人手少,我的未来也无法预测,母亲只能先解燃眉之急了。这也印证了鲁迅先生说的话:“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其实,母亲非常重视让子女接受教育,让每个儿女都上学,母亲说:“只要你们念得下来,我都供你们念书,省得以后落埋怨。”母亲心里很羡慕我们小时候能上学念书识字,我上小学时有一次正在家做作业,扒在炕上写生字,母亲坐在一旁羡慕地看着我,轻声对我说:“我也会写字啊!”并在一张草稿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上了她的名字,我当时只是赞美了一下母亲,至今后悔自己小时候没有悟出母亲对念书识字的渴望,没能减少玩耍时间,教她多识多会写一些字。在我上初中时,母亲还支持我买课外书、订阅了几种学习杂志。我上高中时参加学校里的书法班、声乐班和摄影兴趣班,母亲节省开支,支持我购买了一台海鸥牌照相机,为这个大家庭及亲戚家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她劝诫儿女的口头禅是“要争气要强”、“别看谁一时”、“要会过日子”、“咱得奔呀,不奔吃什么呀”等。对子女也讲民主,遇事商量,从不独断专行,从不偏向谁,对我们的食物、零花钱都是平均分配,对老闺女也只是在情感上稍有偏爱,因为老闺女的到来,了却了她多年想“生个闺女,老了得伺候”的心愿。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过年分瓜子、花生时,父亲将瓜子倒在炕上,堆成一长条,然后用手切成均等的几份,我们每人自选一份,花生分成几堆,我们任选一堆。当邻居有活儿需要帮助时,母亲会让我们去帮邻居干活儿,后来我已经把这当成自觉的行动了,我经常给邻居滕家五奶奶打扫卫生,五奶奶是五保户,年老体弱,眼睛不好使了,坏孩子们管她叫瞎五奶奶,是滕大春先生的本家五婶。五奶奶说谢谢我时,我还会说:“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过两天我再来。”隔壁大妈家有需要帮助干的活儿,我总是会跑过去帮着干,大妈有时也会奖励给我一两毛钱或给我点儿好吃的。对我的几个嫂子,母亲热情相待,一视同仁,视如亲生,从不挑礼,并让我们称她们为姐姐。母亲还为她们伺候月子、照看孩子、调解夫妻矛盾,像一股清泉滋润着家里面的每一个人。大嫂和我妹妹的名字里都有一个“荣”字,母亲为了避免在称呼时她们不知道是在叫谁的尴尬和麻烦,干脆果断地为妹妹改了名。

母亲对我们的家庭教育是独特的,与人们一般认知中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形式上可谓是“文武兼施”,内容上涵盖“衣食住行”。“文的”是愉悦的、温馨的、其乐融融的,主要是文化艺术的熏陶和浸润,以及日常生活中礼节的叮咛。“武的”是费力的、严厉的、让我们畏惧的,是给我们派各种活儿去干,偶尔我们犯错令母亲怒火中烧地数落我们、有时也举起手掌或抄起笤帚疙瘩。令我从小对母亲既感到亲切又感到敬畏。这些在家庭中的管教也让我养成了对文化艺术的热爱,并像她一样的灵利、勤快、简朴、坚韧,有为家庭分忧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母亲生在旧社会,却从不迷信,不烧香拜佛,不烧纸祭祀,也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劳作之余,或一边做家务一边听听收音机里播放的戏曲、戏剧、曲艺、新闻广播,也养几盆花,都是好养的万年青、绣球、旱荷花、柱顶红等,大都是街坊邻里家的妇女们给的。还在院子内外种些蔬菜、转莲(向日葵)、大麻籽(蓖麻)等,早先也曾养猪、养鸡,是为了换钱贴补家用。稍有闲暇,会陪我们玩儿一会儿,教儿歌、讲故事、唱歌、做游戏、抓子儿、踢毽儿,有时晚上也全家坐在一起玩一会儿纸牌,当时我们开玩笑管母亲玩牌时戴着的花镜叫“大眼镜”,逗得母亲哈哈大笑,但大哥玩牌时输了总是爱急,最后不欢而散。母亲会说很多童谣、谜语、谚语、民间故事等,后来我和北大教授段宝林老师和民俗专家赵书老师谈起对民间文学的热爱,主要来自母亲给打下的基础。我至今记得她教妹妹说童谣、给我们讲民间故事的情景。我们围坐在院子里,她怀里抱着妹妹,我坐在小板凳上,听她说出一个个童谣:《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小耗子儿上灯台》《拉大锯扯大锯》《点牛眼》《镰刀把儿三道弯儿》《槐树槐》《提灯棍儿打灯台》等,也给我们唱她从姥姥那里听来的《小白菜》《对鲜花》等,或在扫盲班学到的拼音字母歌,或从收音机里听到的电影《铁道卫士》插曲《全世界人民团结紧》,歌剧《江姐》《洪湖赤卫队》《白毛女》里的唱段,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唱段,评剧《夺印》中的《何支书吃元宵》、《花为媒》里的《阮妈报花名》,豫剧《朝阳沟》中的《亲家母对唱》,黄梅戏《女驸马》中的《谁料皇榜中状元》等,有时她唱不全,只唱开头几句,还给我们讲她对这些歌理解的意思,在解释歌剧《江姐》唱段《看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里“砍头只当风吹帽”一句时,她把“帽”听成了“毛”,还说毛就是头发,先烈们认为砍头就像风吹头发一样,连砍头都不当回事。我说应该是帽,我们都笑了。在晚上躺在炕上睡觉时,她给我们讲《老狼的故事》《鲁班锯白塔》等民间故事,讲到老狼扮成的姥姥躺在被窝里吃小孩的手指头时,她绘声绘色地学小女孩说:“姥姥,您吃什么呢?姥姥说:胡萝卜尖儿!”后来,在我和段宝林先生、赵书先生编选北京民间文学作品时,在老狼的故事的版本中,还没看到这么生动的语言,这是流行在北京东南地区的一个版本,而母亲说的很多童谣应该是传承下来的极其珍贵的“孤本”,在编选时也没发现。母亲喜爱评剧,也喜爱京剧样板戏、豫剧、黄梅戏中的名段。我和她一起收听过《杨三姐告状》《花为媒》《刘巧儿》《小女婿》《秦香莲》《三看御妹》《金沙江畔》《祥林嫂》《向阳商店》《夺印》《野马》等,至今仍记得剧情和一些唱段。父亲常向我们说起杜家祖辈的荣耀,也给我们讲过堰岑寺的传说、通州塔的故事、李卓吾的故事等。可以说,我们是父母教的民间文学启的蒙。父亲曾参加过毛泽东思想业余宣传队,大哥也曾在业余文艺宣传队担任歌唱演员,还参加过当时的县里汇演。他们还经常在家里排练节目,吹唢呐、唱歌,我从小就听他演唱《祝酒歌》《乌苏里船歌》《新货郎》《祖国一片新面貌》等歌曲以及一些评剧唱段。在家里也有父亲的《毛泽东选集》《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刘胡兰》《中医学》《工人日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书籍、报纸,他还给我们买《童年》《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敌后武工队》《桐柏英雄》等小人书,加上大喇叭里播放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家里收音机、电视机里的节目,家里营造着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文化氛围。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家里要求我们的基本是要知书达礼、通情达理。总的来说,我们家是严父慈母。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他要求我们对长辈要说“您”,对同辈兄长不能直呼其名,该叫哥哥叫哥哥,在外面见到熟人要主动说话、叫人儿,在他回家时要主动恭敬地说:“爸爸回来了!”不许随地吐痰,大人之间说话时小孩儿不许插嘴。他把煮俩鸡蛋叫卧俩白果,他白天上班晚上值班,节假日还替人值班,一个人长在了单位,平时很少在家,家里全靠母亲里里外外一把手。母亲说:“咱们家孩子多,这样你爸爸也能给家里多挣点儿钱。”父亲教育我们的时间主要是在饭桌上,他要求我们“吃不言,睡不语”,不许用筷子敲盘子碗,吃饭时不许吧唧嘴,只能吃自己这边的菜,不许够着吃,不许扒拉盘子里的菜,不许剩一粒饭,当然他是率先垂范的。他的严厉,让我们小时候都很怕他,也让我从小懂礼貌守纪律,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还一直是班干部,走向社会后也是规规矩矩的,让父母很是放心。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下,我自觉地学会了做饭,学会了缝缝补补,学会了街坊来家串门儿时沏茶倒水、迎来送往,自行车坏了也自己修。母亲也经常告诉我们一些不该做的事和礼节,还常说:“礼多人不怪”。下午放学后饿得慌,有时我会找上顿饭剩余的饽饽吃,母亲看到后说:“别净盘腾饽饽!一会儿就吃饭了!”吃饭时她告诉我们在饭桌上不许说恶心的话,到别人家吃饭,不许把盘子里的菜都吃完,要留一点,以免让人家觉得菜没做够,有失礼节。有一次吃饭令我至今难忘,母亲给我们做的是馒头,但蒸锅放在炉子上后,母亲就到院里的小厨房做菜去了,等闻到糊味时已经晚了,她一边跑到炉子旁端起锅一边说,“哎呀,忘了!忘了!还坐着锅呢!你瞧这是怎么说的!”打开锅盖,烟气腾起,馒头蒸成了烟色,水已烧干,铝锅锅底也烧坏了,母亲满脸愧疚惋惜,连连自责,但父亲一句怨言也没有,只是说:“我也只顾在屋干活儿了,没闻着糊味儿,没事,以后再换个锅底就行了,还能用。”在吃饭时,我们拿着熏黄的馒头一口口吃着,也没觉得有多难吃,只有已经接父亲班在外上班的三哥把馒头剥了皮再吃。父亲最疼三哥,也不说他,只是三哥剥下一块馒头皮,他就拿起来放在自己嘴里,如此往复,我却被这无声的温情中的身教深深地教育了。

父亲平时对三哥和妹妹都很亲,对我却要求很严,这也许是见我听话、学习好,对我有更高的培养和期望吧。我至今还记得父亲对我的一次管教,那是我刚记事的时候,父亲休假在家,街坊看到父亲在家,就来请父亲给修鞋,父亲坐在马札儿上,膝盖上垫着一块厚布,在缝鞋,母亲站在一旁配合着打麻绳,我在屋子里玩儿,可能是来回晃荡影响了室内光线,父亲停下了手中的活儿,站起身来,把我拉到一角儿,在我脚下划了一个圆圈,严厉地说:“就站这儿,别出来!”我不敢出来,在圆圈里站了很长时间,站累了也不敢蹲下,后来是母亲让我从圆圈里走了出来。上学后学成语画地为牢时,想起这事,这不就是画地为牢吗!这倒也让我从小养成了遇事为别人考虑、不影响别人的习惯。后来,母亲也学会了这一招儿,并用在了她最疼爱的妹妹身上。大嫂刚嫁到我家的时候,妹妹还小,和她因琐事发生口角骂了她,大嫂告诉了大哥,大哥带着大嫂来找母亲,大嫂坐在一边哭,母亲俯下身子好好劝她别委屈了,并拉过妹妹给她赔礼,向她保证一定不会再有第二次了。把大哥大嫂劝走后,母亲在地上划了一个圆圈,让妹妹站到里面不许吃饭,问她:“说!以后还骂人不!”妹妹从小不会讨巧,自是闭着嘴不表态,母亲气急了,抽了妹妹两个嘴巴子,掌嘴,边抽边说:“你说呀!以后还骂人不!嗯!”妹妹被打得哇哇大哭。至今,妹妹一句骂人的话都不会说。我听妹妹说起这事时,我能猜到,这两巴掌打在了妹妹的脸上,可母亲的心却是钻心的疼啊!因为孩子多,娶媳妇不容易,母亲不问缘由,劝成年成家的儿媳妇,打自己尚在幼年的女儿,这一劝一打,一是管教妹妹,二是也怕儿媳妇生气跑到娘家不回来。母亲为大哥娶媳妇没少操心,每次媒人来家里说事,母亲都是拿出我们难得一见的厨艺热情款待他,我还记得母亲特意给他做的小馅饼两面擦油,她从未给我们这样做过。大嫂婚后一有委屈就哭着来找母亲,有一次生气回娘家,母亲让我把她从半路劝了回来。

母亲每天起床最早,烧火做饭,把开水也烧好倒暖壶里。夏天母亲在院子里烧火做饭,三伏天家里没外人,有时热得她光起膀子,却笑着说:“我倒是不怕热,多热都不怕,就是怕冷。”冬天她早早起来,把炉火弄好,给我们烘烤棉衣,烘烤得差不多了,拿起笤帚疙瘩说:“该起了啊!老爷儿都晒屁股了!”见我们还不起,她会高举起笤帚疙瘩大喝一声:“起!再不起,可就笤帚疙瘩伺候了!”如果还有磨蹭的,她会猛地一下把我们的被子掀去,屁股上真会挨一笤帚疙瘩,直吓得我们一个个抱头鼠窜,争先恐后地起来跑到她身边穿上她烤热的棉衣,叠好被褥,洗脸吃饭。饭后她又开始收拾屋子,扫地、擦桌子和摆设,把我们每一个孩子以及屋里院里的一切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然后就让我们背着书包去上学了。母亲常说:“早起三光,晚起三慌”,后来我上初中了,开始一段时间还没买到自行车,要走五里地去学校,自己很早起来做早饭,比母亲起得还要早。

民间有“棍棒之下出孝子,黄荆条下出好人”的古训,母亲平时很少对我们动手,基本是一边收拾屋子一边对我们做得不对的地方不停地“唠叨”:“你们都老实儿的啊!我不想打你们,打你们我手还疼呢!你们一个个的,能不能让我省省心呀,啊!”实在是气急了时,才对不听话的孩子抄起笤帚疙瘩或掸子把儿朝我们喊:“把你们都养大了,盖房娶媳妇了,我就能交差了,到时候你们爱到哪儿去到哪儿去,别再来气我就成了!”我知道母亲说的是气话、反话,她只要还没糊涂、还有一口气,就会整日地为这些不听话的儿女着急上火,直到闭了眼才算完事大吉。但对实在不听话的,母亲也有无奈的时候,姥姥住在我家时,四哥给姥姥编了个顺口溜惹姥姥生气,说姥姥又拽又瘸又瞎又掉牙还有点麻,逗得我们也跟着笑,姥姥不爱听,对我们说:“谁都有个老,你们也有老的时候!”母亲当时正在做饭,听到四哥当着姥姥的面说这些话,朝我们喊:“哪儿能这么说姥姥!嗯!”拿起擀面杖就要打四哥,四哥却一把抢过擀面杖,一下就给撧折了,母亲吃了一惊,又踅摸笤帚疙瘩,而此时四哥早已扔下擀面杖一溜烟似的跑走了。母亲气得追到院子里朝外喊:“你跑吧,你滚得远远的才好呢,永远也别回来,跑外边给我丢人现眼去吧啊!”打跑了四哥,母亲又劝姥姥别生气,这孩子不懂事,别跟他一般见识,可姥姥还是没住多久就让舅舅接回去住了。回家那天,姥姥看到四哥,还生气地冲他说:“这回我可出殃喽!”

因为家里孩子多,对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母亲都是让我们自己做,这让我从小学会了自己解决问题。上小学前,有一次我在打菜时用薅刀砍伤了左手,自己捂着伤口跑到了医生家上药。还有一次和本家大妈家的弟弟玩耍时,被他用小碎砖头砍伤了头皮,我也只是找大妈说了一声就自己跑着去找医生上药去了。我从小就比较老实听话,没怎么惹母亲生气,只是母亲在说其他孩子时也会把我饶上:“你们一个个儿的,都听好了啊!”有时候明明是妹妹不对,但只要妹妹一喊,母亲准会说我,这让我心里有些不服气,本来我没做错吗,唉,谁让我大呢,母亲常说大的要让着点儿小的。我倒是记得母亲有一次因我没“叫人儿”批评我。那次是赶上舅舅、舅母一年一度的来我家做客,我中午放学回家路上想,每次都是只叫一声舅舅、舅母,显得太没新意了,这次应该换一种更亲近更热情的话,见面说什么呢?我一直到走进家门还没想好,看着母亲陪着的舅舅、舅母,我直接说了一句“来了您!”母亲立刻冲我喊:“怎么不会叫人儿了,这孩子!”我只能又按以往的传统习惯叫了声舅舅、舅母。

随着我们逐渐长大会干活儿了,母亲开始吩咐我们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这让我渐渐感觉到自身的责任好像与生俱来,个人的生活大大压缩了。母亲给我派的活儿很多:烧火做饭、扫地打水、打草打菜、拾柴禾、照看妹妹和侄子侄女、到粮库买米买面买油等,有鱼坑后,又吩咐着我到鱼坑干活儿。印象最深的是照看妹妹和到鱼坑干活儿,当时我已上了幼儿园学前班,妹妹也能满地跑了,母亲让我别上幼儿园了,在家帮着看妹妹,我是母亲生的几个孩子里最听话的一个,老老实实地在家陪妹妹玩儿,倒也没耽误我学习,因为母亲教妹妹说的儿歌我都学会了。我家的鱼坑,母亲是顾问和协管,由大哥具体负责,母亲请舅舅托人找挖掘机工程队把5个鱼坑都挖好了,此前四哥已经不上学了,母亲又把在外上班的二哥叫了回来,此前母亲已经为二哥盖房娶媳妇了。最初说好给每个兄弟每月200元,后来大哥并没把钱给到每人手里,而我属于半工半读,鱼坑是自家的,母亲和我自然是没有报酬的,因为三哥四哥都已定亲,就等盖房结婚了,家里收支必须统一管理,把钱攒起来,到时候能用到刀刃上,对我们劳动的犒劳是能吃到因缺氧而死的鱼。寒暑假和每天课余时间被母亲差遣着到鱼坑干活儿,对童年的我是一件苦差事:看鱼坑、买鱼料、喂鱼、分坑、打草、捞河漂、凿冰窟窿、拉网、批发卖鱼、清坑等等我都要干,有时候天气不好,增氧机增氧不够,鱼缺氧浮头或翻白儿、死后沉底,我们还要跳到鱼坑里靠一双手臂用力搅水人工增氧,并随时把死鱼捞出来扔到坡上,如果累了想上来歇一会儿,会遭到大哥的训斥或打骂。我在兄弟中排行最小,当时年龄也小,干活儿没力气,但一样儿也不少干,批发卖鱼时让我算账,一笔账都不能算错。一起干活儿时,我常被大哥他们嘲笑是“白面书生”,还经常受伤,手上脚上留下了多块疤痕,有的是装机井的水泵时让钢丝绳扎的,有的是用驴车拉草时让驴踩了脚,母亲曾说到我在鱼坑里捞死鱼时累了想上来,大哥用气筒打我,赶我再下去,我都不记得了,因为对这些我都习以为常了。而更严重的是造成了我学习成绩的急速下滑。班主任知道了我家的情况后,非常惋惜地对我说:“唉,你家这鱼坑算是把你给坑了!”

其实,即使在这样的家庭条件下,我也还是抓住一切空闲时间学习,学习成绩在经历了一段下滑后又稳步攀上来了。但母亲警告我要虚心,不许骄傲,有志气但不要争强好胜瞎逞能或看不起别人。在初中时,有一次我拿着三好生奖状向母亲汇报,言语中有些骄傲,父亲在一旁说:“当个三好生就值得你这么显摆!”一把就把奖状抢了过去,扔在了地上,我又惊又羞又气,又不敢顶撞,当时吓得不知所措,感到非常委屈,就从家里出来了,走到凉水河边凝望河水缓缓流淌,回想着成长中的艰辛和父母的不易,后来就回家了。母亲将粘得平平整整的奖状递给我说:“上哪儿去了你,我和你爸爸满处找了你半天,你爸爸也是让你别骄傲,好好学,咱以后老当三好生,啊!”以后的我还真遂了母亲的心愿,我初中时被选中参加全区数学竞赛,初中毕业时代表毕业生上台发言,高中时一直保持全班总分第一,连续三年被评为三好学生,还有一年被评为市级三好生,代表全校三好生在全校年度表彰大会上登台发言,代表全体毕业生在全校毕业典礼上登台发言。我还业余创作文学作品,负责校刊编辑,学长们读了我在校刊发表的小说后,把我称作“小琼瑶”,当时我创作的文学作品在全国比赛中还获了奖。母亲在和街坊提起我时很是自豪。

母亲操心费力地把每个儿女养大、帮其成家后,又照看一个个孙辈,并亲自从小养育一个父母离婚了的孙女,直到因操劳过度,52岁时患上了美尼尔综合症,才无可奈何地渐渐地脱开了她“看腻了”的孩子。我是母亲最小的儿子,没见过年轻时的母亲参加打埂插秧、挖沟修渠等农业劳动的身影,只见她终日为众多儿孙和鱼坑的事务操劳,心老得张着,脑袋里那跟弦老得绷着。在我结婚时,母亲不顾美尼尔症的眩晕和舟车劳顿,乘车从通州老家到位于海淀的中国军事科学院参加我的婚礼,当时她已经有些反应迟钝了。之后又被我接到当时位于海淀黑山扈的小家帮助照看孩子,但母亲已无能力再帮我照看孩子了。等再看到我孩子时,她已患病瘫痪了,患病后还能说话时和我孩子说过最后一两句话。当时我让孩子叫她奶奶,母亲说:“这小孩儿倒是挺好看的,叫什么来着?”我告诉她:“叫贝贝,上次回来告诉过您,叫贝贝。”并让孩子叫她奶奶,她笑着说:“哦,哦,好,好!”十几年前在失去意识后的漫漫时日,除了早期时的喊叫、骂人或偶尔的生气不吃饭是在病痛折磨中无意识的宣泄,大可忽略不计之外,我听到的母亲最后说出的词组是“烧火做饭”,哼出的歌曲是儿歌《对鲜花》中的开头一句和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主题歌《好汉歌》中的衬词衬腔,还有她偶然发出的“嘿嘿”的笑声,没听到过她对我们管教时用过的词汇,也从未见她哭过,也许是我们已长大,她也病了,真的是只能“交差了”吧。这多少能算是她一生的掠影吧。

母亲虽然没正式上过学,但一言一行全是文化的表达。童年受到家庭教育启了蒙,上过扫盲班识了字,青少年阶段迎来了新中国成立,结婚后既是家庭妇女,也曾参加过农业劳动,开办家庭产业,接受的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会给我们说童谣、猜谜语、唱民歌、讲民间故事,还会唱很多革命歌曲、戏曲唱段,还和我说过喜欢话剧,可见母亲善于在生活和劳动中学习,并将所学所悟运用到处理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的种种问题之中。其实,母亲患病前一直生活在为家庭生计和子女上学、谋生、成家的种种问题之中,这也造就了母亲的聪明才智、通情达理以及责任担当。对于多子女的大家庭,母亲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为我的几个兄长都结婚成家操办齐全之后,就召集全家,请来杜氏家族中文化水平高、德高望重的广丰大爷等人负责代笔、做证,所有参加者协商同意、签字画押,签订了分家协议书,把养老、遗产问题处理得公公正正、清清楚楚。

母亲的“问题意识”、“担当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使我身上有一种正义感、责任感,明是非,讲道理,不招事、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在学校多年担任班干部,上班后也曾担任行政职务,在工作中团结同志,敬业奉献,钻研业务,《光明日报》曾发表了赵书先生为我写的文章《敬业的群众文化人》。我还被单位党总支选为党员代表、支部委员,职工群众有问题常向我反映,我也把单位群众反映的和自己发现的问题认真整理好,及时向党组织反映,我常说:“我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不是‘投机党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上班下班、外出参会都佩戴党徽,自诩为“全天候党员”。在单位监督室内吸烟的违法害人行为,在地铁站内见到有夹塞、随地吐痰、在厕所吸烟等不文明行为及时劝阻,同时语气温和地、真诚地向他们解释:“谢谢您了,您多理解啊,我是党员,别人不敢管的我得敢管,要不我就不入党了。”偶有不文明者要挟谩骂,我坦然面对,毫不在乎。乘车时我会主动给老人、孩子、孕妇让座,偶尔也会把腹部胖些的女士错当成孕妇,令人善意而笑。在马路上看到螺丝钉,我会停下车将其捡起来,以免扎破赶路人的车胎,见到停车处的自行车倒了也会一辆辆扶正,我把这比喻成“路上的美德”,提醒自己从我做起,从身边一件件小事做起,见到千万人视而不见的“美德”,自己要停下脚步弯下腰捡起来。

大道至简。从母亲的一言一行中,我感悟到,母亲的大道主要是仁义礼智信这些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和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等这些现代精神融汇成的大道,是人的意义、责任、境界的内在统一。如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来衡量,那是非常契合的。这对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来说已经是很难企及的修养和境界了,而对于贤妻良母型的母亲来说,却是自然而然的流露,宛若天赐。其实,自然即是宇宙,“道法自然”,王弼说,“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得知母亲逝世后,一位认识母亲的街坊一大早特意前来敲开家门,闪动着一双大眼睛,满脸真诚地告诉我说:“你妈是神,年节时要点三柱香。”我说:“我也觉得我妈挺神圣的,因为她一辈子都很善良,爱帮助人。我姥爷是民间中医,老给人看病,也没少帮助人。”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在我填写遗体捐献申请表之前,我特意征求父母的意见:“身体是爹妈给的,要征得爹妈的同意呀。”父亲说:“你怎么这么年轻就想这事儿?”我说:“我是党员,不信鬼儿啊神儿的,我想早点儿登记,也好多做点儿宣传,现在遗体捐献的人还不太多,捐献了是供学医的学生们上课学习、研究用,就不留骨灰、不修坟了,死人不占活人的地儿,节约国家土地,还能为国家做点儿贡献,国家鼓励遗体捐献,给在碑林上刻名,每年清明节管这些事的领导和学医的学生、老师还去给献花、鞠躬呢,是挺光荣的事儿。”母亲说:“跟国家有关的事,就是大事啊。你打小就心眼儿好,忠厚老实,说话办事在理,懂的又多,你想好了要做的事,肯定没错,我都同意,等人闭了眼,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只要国家需要,到时候我也跟你一样,把我捐给国家吧,也甭办事儿。”母亲知道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也相信国家,相信日子会越来越好,但凡与国家大事有关的,她向来都非常支持。父亲说:“死人不占活人的地儿,你说得对。我和你妈都同意。你爷你奶奶的坟早就被平了,现在都找不着在哪儿了。周总理、刘少奇、邓颖超、邓小平都不留骨灰,撒江河大地、撒海里去了,我呢,到时候把骨灰往大河堤里一扔就行了。”父亲说的大河堤就是老家附近的凉水河大堤。和父母说起身后事时,父母很平静,语气平和,似乎把一切已经看透、看淡了,没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了不起,或有什么思想顾虑。看似简短而平淡的交谈,却了断了令芸芸众生很难了断的人生生死大事。我想这和父亲高小毕业又常年在公家上班加之领袖的示范作用的缘故有关吧,而母亲则是除了自己的明理、豁达的品性使然,更是对国家、对科学事业和对我的绝对信任吧。在这之后,我又申请成为了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倡导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尚和志愿服务精神。

2011年10月父亲病逝后,我们儿女遵父愿,将他的骨灰撒入凉水河,这在当地可是一个创举!河水悠悠,东流而去,汇入滔滔江海之中,没有占用国家一寸土地。2019年3月母亲病逝后,遵循母亲生前意愿,没有任何排场和仪式,除了自家兄妹各家和舅舅一家,没有惊动家族、亲戚、老街坊以及单位的任何人。我给母亲的遗体最后一次换药、擦洗、穿衣、梳头,灵车一到,我把母亲的遗体抱入棺中,我和兄妹护送着,捐献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用于医学教学研究,无私奉献,英名永留人间。这在当地又是一个更大的创举!在为母亲捐献完遗体后,我捧着母亲的北京市公民志愿捐献遗体志愿登记表、北京市红十字会颁发的志愿捐献遗体纪念证和北京市红十字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遗体捐献接受站联合颁发的水晶纪念杯,带着妹妹、女儿、侄子登门到近支本家各户汇报并衷心感谢,又亲自到亲戚家汇报、感谢,到母亲户籍所在社区党组织及各部门和我的单位及上级单位鞠躬致谢,向我的前妻汇报并致谢,毕竟曾经婆媳一场,并向已去世的姥姥、姥爷和父亲告慰。

“无言良师德传千古,莘莘学子医路高歌”,这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学生用联语表达对“大体老师”的敬重。“大体老师”是医学界对遗体捐献者的尊称。一生一世,有始有终,了却生前身后事,留得清气满乾坤,母亲成为了体现崇高人格和科学价值观的“无言良师”。“大体”二字让我想到了孟子的话。《孟子·告子上》云:“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大道—大爱—大体—大人,天人合一、融古通今,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母亲的形象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求耕耘、不问收获的修为中生成为具有自足的人格精神结构的“主体”,最终使人生得到了升华,穿越数千年中华民族文化隧道,汇入中华民族建设者星汉灿烂般的光照中。正如北京市长青园内的巨石上所刻:“精神与日月同辉,爱心与天地共存”。

大爱无言。移风易俗,超越传统的民俗观念和道德理念,为科学事业做贡献,普普通通的父母却开创了当地殡葬新习俗的两个创举!父亲骨灰撒入江河,母亲遗体捐献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我申请遗体捐献的是北京大学医学部,无论身后在哪里,我们都如一股无形的天地正气,充盈在整个世界。

母亲捐献遗体的大爱情怀正如北京市红十字会在志愿捐献遗体纪念证书中写道的:“杜广琴同志:您申请在逝世后把遗体志愿无偿捐献给医学事业,这是一种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您的这种精神将永远受到人民的尊敬和赞扬。”一声同志,多么纯洁赤诚!让母亲走在了为伟大事业而奋进的同志们的行列里,像群星把中华民族美好的前程照亮。

在办理丧葬补贴时,从服务中心办理机构处得知,母亲是通州区马驹桥镇第一个遗体捐献者。真是没想到啊,母亲的大爱之举不仅为国家科学事业做了贡献,也使其成为了一名“殡葬改革先锋”!这崇高大义的光环会永远让儿孙晚辈生活在光照中。妹妹杜立荣和母亲亲手养大的那位侄女杜莹也被母亲的崇高风范所感化,决定也申请遗体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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