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净土不净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士，是一个高尚而神圣的称号，这才有礼贤下士、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之类的成语和典故。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士，应该是有气节的读书人。1949年以后，出现了一个新名词——知识分子。我们曾经以为，无论是裹挟百万人众的反右，还是席卷全国的文革，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以他们瘦弱的肩膀、梗直的脊梁，为整个民族承受了深重的苦难，传承了文明的薪火。
近年来，我们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爆发了诚信危机。当人们对无孔不入的假冒伪劣商品摇头叹息之时、对几乎年年都难免的高考舞弊案同声谴责之际，人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知识的殿堂——高等学府。然而，国民心目中的最后一块净土，这几年也屡屡曝出教授剽窃、学术作假的丑闻。互联网上，有关抄袭、剽窃和学术腐败的网页已达到几十万、几百万之巨。
２００２年１月，王铭铭剽窃事件曝光，由此掀起了当代第一波揭露剽窃的浪潮。然而，记者调查愈深入，真相愈可怕。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晓虹就王铭铭抄袭一事发表意见：“如果只是因为有抄袭的行为就要赶出校园，那么说句过头的话，中国大学教师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应该离开学校”。
早在王铭铭剽窃事件之前，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申小龙、合肥工业大学博导杨敬安、华东理工大学教授胡梁明等人，都因同样的错误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2001年，全国范围内被各类媒体曝光的抄袭丑闻达十几起之多，其中不乏名校的名教授、名博导。有抄国内同行的、有剽国外学者的，全部照搬原文者有之、被国外杂志揭露者有之，在国际上严重败坏了我国的学术声誉。更为离奇的是，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某教授伪称写了一本《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到商务印书馆骗得一纸出版证明，然后在各报社骗发了六篇书评，藉此被破格评为教授和博导；上海××理工大学某教授假称写了一本书，用电脑打印出封面，这本“书”竟获得了学术奖。近日，因涉嫌学术造假、伪造履历，原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刘辉被清华大学撤销教授职务并被解聘……
然而，就学术界而言，对国家和民族损害最严重的，并不是抄袭，而是学术造假。
据2006年4月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家自然基金委监督委员会简报显示，部分科研人员通过弄虚作假、隐瞒欺骗拿到资助经费。靠学术作假从国库圈钱的后果远比单纯的论文抄袭严重得多，20个反面案例，高校占了15个。高校，成了科研项目虚假申报的重灾区。比如，一个本已被其他国家反复研究、被确认是完全错误的研究项目，在中国某大学和部分院士的推动下强行开展，近1亿元投资白白浪费，却没有任何形式的责任追究。
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学术批评网主持人杨玉圣统计，国内几乎所有著名高校都已传出有学者教授涉嫌学术造假或腐败，相关者不下百人。学术腐败的类型，除了抄袭剽窃、数据造假、尾注注水等学术不端现象，还有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学色交易以及学术的低水平重复（摘自2006年2月25日《中国青年报》）。
二、遍地“窦娥”
2006年3月20日《新民晚报》报道，3月7日，曾被世人称作“多利羊之父”的原英国罗斯林研究院科学家伊恩?威尔默特在法庭上承认，自己剽窃了基思?坎贝尔在克隆技术上的巨大贡献。黄禹锡论文造假事件披露后，韩国政府剥夺了他“最高科学家”的荣誉称号，并正式吊销他的胚胎干细胞研究执照。反观我们这里的剽窃者，除了当年的王铭铭写信向哈维兰道歉，除了因涉嫌抄袭而主动请辞的汕头大学教授胡兴荣之外，其他被揭露的剽窃者，无不理直气壮地辩白喊冤。
头顶诸多光环的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叶中，当他抄袭的劣迹被揭露之后，在天涯社区的“关天茶舍”里用真名登录，发了八个字的回应：“不予置评，清者自清”。周叶中对记者声称“我们完全遵循的是学术规范，没有任何问题。”“作者肯定没有责任”，因为王天成“背景特殊”（蹲过大狱），因为他周叶中“身份敏感”（在中南海给中央领导讲过课），“是出版社把书稿的注释删除了”。周叶中还威胁《中国青年报》的采访记者：“你不要弄这个事，你们总编会找你，中宣部也会找你的”！（见学术批评网《中青报冰点又遭撤版----<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作者贺延光）。
清华大学刘辉的辩解词则是“图书馆的电子摘录系统出错”，这才使得他把别人的论文归到自己名下；中科院院士魏于全的学术论文遭造假质疑的“冤情”更妙——那是因为批评者引用了“论文中由于印刷问题而导致的错误公式”。
在长江新闻学院任教的彼得?赫尔福德说：“抄袭就像怀孕，只有怀孕或没怀孕，没有怀孕一点或者怀孕百分之几”。有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师长如此，学子还能好到哪里去？据2005年9月4日《中国青年研究》报道，一份对892名大学生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有82.74%的大学生曾有过作弊行为，包括夹带纸条、给别人传答案、替考、高科技舞弊等，甚至还有教授泄题。考试作弊已成为各高校目前最严重的消极现象之一，在大学生当中具备了一定的认同感。
此外，有近六成大学生承认网上抄袭论文（2005年12月16日《东方早报》），抄袭的理由如下——因为扩招，生源质量下降；毕业生就业压力大、找工作比写论文更重要；师资跟不上、监管不够；学校不能卡住太多的学生，否则会影响学校的声誉，影响下一轮招生……于是，“优秀本科毕业论文”的买卖在网上应运而生。
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伟感叹，过去，抄袭者大多还存有愧疚之心。本来人数就少，一经揭露就在学界声名狼藉。现在的研究生论文，一半以上是抄来的。有的人东窗事发人赃皆获，还百般辩解毫无愧色。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没有羞耻感了，抄袭和剽窃的泛滥已到了法不责众的地步。
三、土崩鱼烂之因
章太炎把社会的腐败分成两种，一种是“土崩”，一种是“鱼烂”。土崩是从外面开始，一层一层地崩坍；鱼烂则是从里面开始向外烂。中国的学术界目前正处在外在土崩、内里鱼烂的状态。原因有四：
1、评介体系不合理
各院校和科研单位要求下属每年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若干篇，必须申请到若干课题、项目。还有得奖与否，出书多少……这些量化的考核指标，与职称晋升、薪资多少、待遇厚薄紧密相连。这样一来，还能有多少学人能埋头于真正的学术？于是，作为每年学术论文发表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却是学术论文被引用最少的国家。引用少就意味着重要的文章非常少。可见我们不是在创造学术成果，而是在制造学术垃圾。
撒出一把米，就要鸡生蛋。当前上上下下对科学研究的态度过于急功近利，基础研究工作所需的十年磨一剑的从容氛围已经荡然无存。能申请到项目的，很多人没时间专心“研究”；能专心研究的，又没有机会申请到课题。
2、单位保护主义
中国素有“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立足于本单位利益的护短和遮丑几乎成了各所大学的本能。凡有学术丑闻曝光的高校，无不竭力为之遮掩、隐瞒。一名南京大学教授抄袭他人被举报，校方怕追究下去会影响学校论文的产量，把此事压了下去。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长城著《经济社会学》剽窃近10万字，大量内容直接抄袭了9位国外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作品中的近7万字。从国内6位作者的作品里，周长城剽窃了2万多字。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对此给出的结论是“只是不太规范”（2005年3月21日学术批评网，作者张斌）。
印度库曼大学剽窃案与东南大学校长顾冠群剽窃案有很多相似之处，主角都是大学校长，操刀剽窃的都是他们的学生，两个大学校长都把责任推给了自己的学生。这两个案子的差异是结局：印度的剽窃校长被解雇，中国的剽窃校长则纹丝不动。一位记者在调查顾冠群抄袭案时，对学术界“内部一些人士见惯不惊的态度”震惊不已。
出于部门利益的私心，英国也有剽窃多利羊专利的“威尔默特剽窃事件”。韩国的黄禹锡造假案被揭露后，举报人日收数千封抗议信，被逼失业。《洛杉矶时报》称，韩国一些黄禹锡的支持者主张，即便他真的作过假，韩国媒体也应为保全国家利益而不予报道。再好的大学也难免会有害群之马，关键在于造假丑闻出现之后，校方如何面对。装垄作哑乃至纵容、包庇，才是在真正损害学校的名声，比起韩国对“民族英雄”黄禹锡的揭露和惩处，我们无地自容。
3、思想贫乏
冷静地审视一下当代中国学术，我们就会发现，除了引述、复述或转述的“西方”和“传统”，当代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当中，极少有人能用自己的语言、逻辑、思想演绎整本学术著作。“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谋生方式的真实写照。
世纪中国网站2002年3月6日发表了署名虚舟的文章《呼唤思想——也谈抄袭事件》。文章指出：“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中国人至今没有创造出超越那个黄金时代的思想。如果我们认识不到思想的重要性，认识不到学术对思想建设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一味用字当头，以思想、学术来谋生，必然会趋炎附势、迎合上意。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到中国来，在复旦大学演讲，开宗明义，讲的就是，''今天在世界上，在世界的转型中，大学的使命问题显得特别严重，并且所有在大学里工作的教师，学生和研究者们对此都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大学必须有一个调节的理念。这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无条件追求真理……所有这些关于真理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都不仅仅是大学里优先关注的问题，也是学校之外，人类所关心的问题''。因而，“大学不仅仅是研究场所，不仅仅是谈论工业、商业和由国家确定的场所。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当然实际上不完全是）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即应该无条件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
显然，我们的大学跟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的差别，比我们的经济建设跟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建设的差别更大，这才是我们至今仍然落后的根本原因”。
4、良心死了
民俗学泰斗、百岁老人钟敬文先生说过：“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一位著名法学教授提出，学者自己内心的道德谴责是对学术腐败者最严厉的惩罚，学者诚信的恢复是确保学术清洁的前提。“让大学自己管理自己的学术，而不是由政府出面对学术进行管理，这样能更好地解决学术腐败的问题”（《中国青年报》2006年2月）。
学术界的责任是追求真理，信誉当是被摆在第一位的。如果一个学者为谋求职称、项目和课题不择手段，他就不再是学者，只是一个混迹于学术界的商人。
“士”起源于商、周时代的医、巫、史、优，是利用脑力来谋生的、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其中的一支著书立说、招生授徒、建立学派，以做学问为主，是为学士。是他们，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学士消亡了。另一支当门客、做说客，纵横捭阖、挑拨离间、鸡鸣狗盗、朝秦暮楚，用自己的智慧和知识来博得主子的宠信。这些术士奉迎巴结于得势的主子，主子失势则改换门庭。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他们的主子变成皇帝一人，但“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观念却经世不改。这些术士，是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也是目前中国学术界人士的正源（摘自网文《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现今的知识分子，早已不是社会的良心和头脑了，他们只是一群“习得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术士，是孜孜以求“食有鱼、出有车”的金钱的门客而已。
中国近百年来的学术大师多诞生于五四运动之后的几十年间，1949年之后，虽然没有出现几个学术大师，学术界人士大多还能秉承前代的衣钵，专心于学术。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他们突然间从谦谦君子变成了小偷强盗。著名学者潘光旦先生曾用四个“S”总结了自己的后半生：Surrender，Submit，Survive,Succumb(投降、屈服、活命、死亡)。这四个“S”与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相对应：“投降”发生在“思想改造运动”；“屈服”发生在反右运动；在反右与文革之间，是苟活阶段；经过文革，中国的读书人绝种了。经过第四个“S”之后，术士们借尸还魂，进入了第五个“S”：Shameless (死不要脸)（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三]：蒙骗政府、愚弄人民的院士》）。
学士之士，早已消亡。术士之士，人丁兴旺。学术腐败已经蔓延到几乎所有的学术科研领域，直接导致我国学术水平的降低，影响我国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学术腐败分子一边吞噬着国家的财富，一边腐蚀着民族的文化基础、破坏青年的良知、败坏社会的风气，毁掉中国“科教兴国”的梦想。从这一点来说，学术腐败的危害性比吏治腐败和经济腐败更严重，它是中国社会的心腹大患！
结束语
学者葛剑雄说，如果我们能实事求是地估价我们的学术界和教育界现有的水平和发展潜力，去掉浮躁浮夸的心态，不要急于求成，不搞学术“大跃进”，讲求实效，至少能为学风的端正和学术腐败的消除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其他学术界人士认为，治理学术腐败要依靠道德自律与制度他律、学术评论。如果有正常的学术批评环境，学术腐败就不会这么猖獗。也有的提出了“遏制学术腐败的九点建议”——将出版权授予教学科研单位；图书发行主渠道向个人开放；规范政府评奖活动；职称评审“专利化”，聘用市场化；彻底取消人才单位所有制；加大对图书馆的财政投入；淡化对学历、学位的要求；取消核心刊物制度，代之以核心论文制度；加大制裁力度（刘大生，2002年2月20日《中国青年报》）。尽管以目前的国情，上述诸多事项难以实施，但也不失为朝野共同努力的方向。
来源:东方网作者:孔曦2006年5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