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现代化进程中，大众对超验的追求并没有随着宗教的衰微而消减，而是以新的形式出现。根据大众的要求，大众文化试图建立一种对人生和世界的新的解释。明星神话是大众文化对人生价值的解释，而世界的本质被规定为技术，这种对明星和技术的崇拜与原始的巫术活动类似，只是对人的意识空间的暂时填充，不断地延宕人们对真实意义的追问，并不能解决终极问题。

关键词：大众文化  超验宗教崇拜技术迷信明星神话终极问题

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宗教的式微和大众文化的兴起是相继发生的。随着自我的扩张，人类不断地“去魔”和“越规”，人类生活中的神圣区域不断减少，整个世界日趋世俗化。就西方的发展而言，在启蒙运动早期，社会的反宗教的情绪就已有了足够的基础，而在近100年的时间里，这一过程以加速度运行，到了后现代阶段，对神圣的褒渎达到了极点。如贝尔(DanielBell)所说，“后现代主义最令人惊奇的一点就是它把曾经秘而不宣的东西公开宣布为自己的意识形态”，以至于今天的世界上却没有什么禁忌供人逾越了”。正是在这一个时间段内，作为工业革命的直接后果，大众开始出现，大众文化也随之产生和发展。

宗教是传统社会的意义来源。“它是人类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生存“总秩序”及其模式的认知追求；是对建立仪式并使得那些概念神圣化的情感渴求；是与别人建立联系、或同一套将要对自我确立超验反应的意义发生关系的基本需要；以及当人面对痛苦和死亡的定局时必不可少的生存观念”。人总是希望生活在稳定的意义系统之中，在深渊中的生存必定是十分难捱的，因此，对超验的追求成为人无法遏止的冲动。宗教的衰微并不意味着超验的完结，而只是说明，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宗教这种超验的方式面临危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正是人类对所遭遇的信仰危机的反应形式。这些形式并未否定超验对人的意义，他们以各种方式同超验相联系。现代主义力图使这种宗教情绪在一种焦虑的寻找和等待的过程中延续、强化。蒂利希(PaulTillich)深刻地领悟到这一点，因而说，当代基督徒地勇气体现于在焦虑中的生存。而后现代文化在作为一个文化整体彻底放弃了为社会提供超验意义的功能同时，实际上默许了超验对个人的意义，并为个人对超验的追求留下了文化空间。

早期的大众文化并不像今天这样声势浩大，大众文化的喧声夺人正发生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交替之际，而后现代主义时期则彻底为大众文化的僭越让出了地盘。由于大众仍然有对超验的追求，而一直控制文化发展的社会主流文化提供意义的功能在不断地消减，于是，大众的必然在他们所能接触到的世俗形态的文化中寻找超验的可能。所以，当代大众文化产品除了供大众娱乐消遣之外，同时还承担了阐释意义解释世界的功能，这就使得大众文化同宗教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盛行了几个世纪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思潮使人们不再相信宗教奇迹，主体性的恶性膨胀又加深了人们对自己的判断和能力的确信。前者几乎彻底摧毁了作为一般宗教基础的天启观念，后者则导致人类陷入一种狂热的自我迷恋之中。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全社会对明星和技术的崇拜。

借助于现代化的声像技术，大众传媒不仅能使传播的范围达到最广泛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声像能同时对人的生理和心理产生强烈的作用。当我们每天都在屏幕上看到超人自由地飞翔在大地之上，变形金刚忙碌地穿梭在太空之中，我们的头脑中必然会对我们之外的世界有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个印象要远比在教堂中听到的对宇宙和神的解释更为清晰。同时，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建立起来了对机器的信赖。人是脆弱的、情感性的、易变的，而机器是稳定的、可靠的，由此，机器对大众产生了魔力。借助于这种魔力，大众传媒对大众具有更神奇的影响。这种影响在30年代美国的电台节目主持人奥逊.威尔斯(OrsonWelles)宣布火星人入侵时已得到验证。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就使得大众文化成为对当代神话和迷信的布道。

在高度发达的科技时代，宗教和传说中的神灵已杳无踪影，而明星成为众人景仰的新神。明星与神灵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尽管被当作偶像崇拜，但仍然保持人的身份。神灵仅仅在传说中是半人半神，而明星在现实中是半人半神。对大众来说，明星是更可以依靠的。这是因为，虽然明星已被彻底物化为形象，但同时，明星又是能够被实实在在的触摸到的人，大众绝不想企及神的高度，却可以与明星接近。通过大众传媒、亲眼目睹、签名写信等方式，大众切实感受明星的存在，沐浴到明星的光辉。在商业社会中从容自如的明星仿佛已彻底摆脱了外在的强制性，达到自由的境界。他们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展自己的个性，而大众则会受到各种限制而被固定在社会机器上。丑闻与怪僻之所以为大众津津乐道，绝不仅仅源于大众的窥淫癖，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大众认为这些现象是摆脱了社会约束的自由的标志。在大众看来，明星的光芒是自由的光辉，它对大众是一种吸引和召唤。由于明星是由大众中创生的，所以这种互换不像神的声音那样遥远空洞，而是真挚的和可以把握的。明星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世俗的神话：每个人都有机会经过努力成为明星。大众使自己与明星认同，在明星身上折射出微弱的光作为脆弱的人生的依托。因而明星的自传成为当代的圣经，成为最畅销的文化精品。

明星的创生是在文化工业中完成的。文化工业借助于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大众传媒使明星的形象和事迹深入人心，而造神的过程，在前工业社会通常是通过教徒含辛茹苦的传教和布道完成的。当代文化工业的商品性和形象性使得它的产品必然成为商业兴形象，明星也不例外。当明星的个人秘密及其外型都在文化工业中作为商品形象的一部分出售时，明星被彻底形象化了，当然也彻底商品化了。或者说，在文化市场中明星已经成为非人，它是被抽空了内容的纯粹形象。而明星之所以能成为明星，也正在于他的一切都可以被物化为商品，具有最大的交换价值，最有影响的明星实际上是最完美的商品。因而，明星不可能逃离商业体系，当他在文化市场中摆脱掉人的因素，而完全融入商品的世界，按照商品运行的规律行事，才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明星的自由是作为商品的自由，而不是人的自由。明星神话是大众文化对人生价值的解释。但是，明星崇拜这条世俗的朝圣之路也并不能把大众引入天堂。在对明星的认同中，大众绝不可能摆脱商业星的束缚，即使大众经过努力真的达到了明星的境地，成为新的明星，他所获得的也只是物化的自由。明星的本质是物化的形象，大众不断地向明星逼近，必然走向彻底物化之途。在对神灵的崇拜中，人们可以获得精神上的内在超越，而在明星崇拜中，对物化的形象的崇拜最终只能导致对物的崇拜和对形象的戏拟。人们借助于物同明星的形象接触，由于明星本来就是形象，所以从形象上趋近明星实际上是崇拜明星唯一可能的方式。人们穿明星喜爱的时装，做与明星一样的发行，使用明星做广告的香水，甚至模仿明星的声音和微笑。当教徒们在该唐内吃圣餐时，基督的内与血就融入教徒的体内，为的是能够分享基督的精神与荣光。虽然在明星崇拜中也存在着这种分享的仪式，比如参加歌星演唱会的歌迷们一般都有统一的服装和口号，追星族只饮用他所崇拜的明星做广告宣传的饮料，但是，通过这些仪式人们最终所得到的只是一些不断剥落的物的碎片，借助于这些碎片，人们试图在自己身上拼贴出明星的形象。明星崇拜的结果，并不会带来大众的真正提高，使大众离自由的曙光更近，相反把大众更紧密地纳入市场运行的机制之中，并使大众把彻底商品化追求最大的交换价值当成人生的根本意义。

在技术的世界中，就可能性而言，所有的事物都是可以通过理性穷尽的，本没有非理性幻想的存在之地。当然，当代人并没有疯狂到认为整个自然和人类的秘密都已经被人类所把握。人们承认目前还有许多人类未知的领域，在当代文化中这些领域一般被称为自然之谜。虽然一些宗教界人士试图把它划为奇迹，但这些领域最终并没有成为神圣的领域，大众文化使这些最后的圣地成为一种新形式的消费品，以供人们的想象力享用。在此，人类的自大狂被推向极端，对神圣的褒渎也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处，从而创造出一种当代迷信，使大众被彻底地封闭在世俗的当下的技术世界之中。

对不可知的领域，人的潜意识中一般交替萌动着两种对立的情绪：恐惧和希望。宗教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根据这两种情绪对信徒进行诱导，最典型的例子是基督教中的地狱和天堂的对立。在大众文化中，针对大众的两种情绪，同样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类产品。但是，当代大众文化产品中的僵尸系列、吸血鬼系列、聊斋系列等鬼怪片和反映火山爆发、地震、海啸、疾病、核冬天等现象的灾难片所引起的恐惧感已不再具有神圣的意义。这种恐惧的情感只是使大众获得瞬间快感，从而体验到与麻木的日常生活感受不同的新鲜感，它不会导致宗教的震撼，并由这种震撼而产生超越的需要，在许多时候这种恐惧甚至只是一种生物性的本能的反映，因而，虽然在这类产品中掺杂着鬼神幽灵等成分，但一般来说，这些文化产品不具有宗教性的作用。因此，即使一些传统的宗教成分仍然存在于当代社会的文化中，它们也无法再像以往那样，为人们提供对世界的解释。在大众文化产品中，宗教感以商品的形态存在，与其他供人消费的情感并无二致。

与此同时，人们在现代历史进程中培养出的对理性的信赖尽管一再受到质疑，但已作为一种思想习惯深入人心。因此，在科技基础上对世界的解释通过大众传媒广泛传播，成为大众极易接受的世界图式。这种类型的大众文化产品在6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科幻片样式中达到成熟，并形成一个完整的技术化的对世界的阐释。茫茫宇宙不再是神的地盘，而是到处分布着各种有智慧的生物——外星人。这些外星人虽然形状各异，但作为生命形式同我们并无二致，他们同人类的区别只在于文明的程度不同。文明的差别实质上是技术发达程度的差异。技术是这个世界的基础。技术可以打通过去、现在和未来，使整个世界统一起来。我们看到，通过时间机器，人们能够穿过时间隧道，从现在任意驰骋到历史中的某一个地点去和当时尚年青的老祖母相爱(《回到过去》)，或者进入未来驾驶着太空船去开发新的太空殖民地。引领人们超越世俗世界的不是天使，而是来自更发达的技术的外星人(《超人》)。在外星人的身上，我们发现了远离地球之恶的善(《E.T》)。而且，对技术发展中遭遇到的恶，也只能通过技术来化解(组异物》)。甚至，依靠技术，人的永生的愿望也能实现，即人的机器化(《机器警察》)。因而，天堂存在于技术之中。拯救人类的不是上帝，而是技术。

当代大众文化产品描绘了一幅由技术主宰的世界图象，把世界的本质规定为技术，从而创造出对技术的崇拜。但是，这种当代迷信并不能走向宗教的超越。宗教的超越是同现实世界的断裂，而在大众文化的世界中，过去和来世始终是同现在缝合在一起的，回到过去是从现在开始，未来也是由现在决定的。比如，在《终结者》中，一个20世纪80年代的孩子决定着未来实际世纪的命运。实际上，大众文化是要强调这样一种时间观：一切过去都是现在，一切未来也都是现在，过去和来世统一于现在，现在是唯一的和最重要的。这种统一基于技术。由于分有了技术，现在具有了神性，神性就是无限的可能性。所以，大众文化产品没有否弃现在，导致升华，而使使现在神化。大众被阻断于现在之时，沉浸于对技术拯救的企盼之中，把一切可能性托付给技术，完全受到技术发展的制约，在这种对自己拯救中毫无任何能动性可言，所以，在技术迷信中，大众不需要任何宗教性的自我约束，也无法作出任何努力超越现在，只能消极地在技术化的过程中随波逐流，最终使人成为技术世界的一个环节。

但是，如同对明星形象的不断追随一样，当大众的意识空间被对技术前景的无限期待所占有时，对真实意义的追寻只是被延宕了，意义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解决。死亡仍然是一个问题。明星神话和技术迷信所展现的在现实世界中充分交换的自由和技术拯救的可能性虽然在一定时间内具有迷惑力，但是，一旦面对死亡问题，这些对人生和世界的解释立刻显得虚幻无力。死亡是与现实的世俗社会不同的另一个境界，它不可能被包容在现在的时间段内，而且，作为人的生命现象的死亡不可能在技术的世界得到根本解决。于是，文化产业生产大量的文化产品，不断地对大众的意识空间进行填充，力图在一系列的填充中，使大众的死亡意识被压制和回避。而为了使这种压制和回避更好的完成，大众文化产品必须借助各种技巧刺激潜意识，通过对性欲的套都和恐惧的诱发，从而更充分地占有人们的意识空间，掩饰或使人遗忘对死亡的意识。而对暴力和死亡的展示，则是对死亡意识的一种直接压抑：无论是对暴力的崇尚，还是对血淋淋的死亡场景的渲染，其目的都是为了淡化死亡，让人们习惯死亡，对死亡的恐惧麻木，或者说，使死亡物化了，当人们想到死亡时，只把它看做一种正常的和简单的生物现象。于是，死亡被抽去了所有神圣的意义，仅成为一种平面化的图象。

由以上的分析看来，大众文化确实在努力为大众创造体验超验的机会，并试图为当代大众提供了一个意义域。但是，这种超验不会导致宗教的升华，只会走向类似巫术的世俗崇拜。

在当代社会，由于文化整体已不承担提供意义的功能，信仰纯粹成为一种个人性的行为。蒂利希曾引述一位中世纪的神学家的话，谈到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阶段的划分。圣灵阶段是第三时代，这是一个个人性的时代，“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种修道式的存在中，每一个人都具有直接的灵性实体性，因此也独立于任何教阶制度”。蒂利希认为，这种个人性是资产阶级社会产生的基础。但是，今天社会中的个人性的信仰绝不同于圣灵时代的个人性。在蒂利希的第三时代，仅凭个人的努力可以直接与神灵沟通，“每一个人都直接与上帝相联系，他拥上上帝的圣灵”。这应该是在宗教发展的高级阶段出现的现象，是教徒在信仰的过程中能动性的体现。而在当代，理性的训练使人们养成实证的思维方式，对信仰人们也提出实证的要求，在大众文化中这种实证而不是天启的信仰方式又进一步得到强化。当人们习惯于对真实的明星的崇拜，已无法再轻易相信另一个中的高不可攀的上帝，很难摆脱世俗的羁绊而仰视天神的光辉。尽管大众也不满足于大众文化的解释。但他们要求一种实证的奇迹。它发生在人们身边能够触摸到的地方，但又无可非议地显示了一种神秘的力量。当代人面临意义的危机，渴望得到拯救，但是，神灵的虚妄在大众的意识中已经根深蒂固，大众要获得拯救，只能借助于魔法和现实的偶像。所以，当代人已丧失了个人性的信仰的直接性的能力。

“凡是宗教失败的地方，崇拜就应运而生。”能被当代人接受的信仰形式必定是世俗化或者是现实化的崇拜，而且，这个所崇拜的对象必然是一个现实的人或物。当然这个人或物应该具有特殊能力，并且应该能够向信徒证实这种特殊能力，以表明他或它是通神的。这种崇拜形式常常是一种松散小型的民间团体或组织，依靠一种魔法式的手段吸引信徒，崇拜对象一般是具有人格感召力和通灵能力的人以及神奇的物。大众文化中的崇拜正是这样一种崇拜形式。明星崇拜是对人的崇拜，而演艺界、科技界、政界、宗教界、商界等社会名流都可以成为这种崇拜对象，这种崇拜类似于对巫师神汉的崇拜。而对技术的崇拜是对物的崇拜，大众无法掌握高度专业化的科学知识，技术成就对大众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又是有目共睹的。于是在技术愚昧中大众对技术可能性的期待就被无限地放大了，陷入对技术魔法的崇拜之中。

杜尔克姆(Durkheim)对巫术活动的分析几乎完全适用于今日大众文化中的崇拜。“在巫师和追随他的人们之间，没有任何持久的纽带将他们联结成一道德群体的成员。……他的追随者相互之间很可能没有任何其他关系，很可能互不相识；甚至他们与这个巫师之间的联系一般也是偶然的、暂时的；正象病人和他的医生之间的关系一样……。”大众文化中的崇拜也带有这种茫然性和暂时性。实际上，大众文化只是利用大众对形象魅力的崇拜暂时填充大众对意义的需要，这些供人崇拜的形象像希腊女妖塞壬的歌声和美貌那样使人忘掉对意义的追寻，而填充只是对意识的空间性的占有，不具有时间的连续性。在这种非之后位置必然又出现空缺，于是文化工业提供新的消费品填补这个孔雀。虽然在不断地填充中对意义的渴求一时会受到压抑，但是，明天终将会来临，人们无法回避终极问题。在大众文化压抑的缝隙，人们总有机会突然唤起一种记忆，并在一刹那间感到震惊和畏惧。

大众文化部可能完全取代宗教，因为它并不能根本上解决超验问题。它不仅替代不了宗教的作用，反而使对问题的解决变得更为复杂。这是因为，首先，大众文化进一步动摇了宗教的心理基础，这使得一种新形式宗教的出现面临更多的困难；同时，当人们习惯了从大众文化中汲取意义的方式以后，有可能导致反文明的崇拜。

大众文化的冲击，使得大众在寻找新的超越之路的途中，又增添了一种新的危险性：走入魔教的危险。当代人在宗教经验方面的空白是惊人的，个体的无依，又使得大众对归依的追求更为击破。由于缺乏宗教感和鉴别能力，大众极易受到魔教的诱惑而误如歧途。魔教的表现形式是反人类的，它在当代得逞的基础是大众在对技术和商品的崇拜中养成的对死亡的淡漠感和对瞬间快感的追求。大众文化中的享乐主义使人倾向于找到一种快速简易的解脱苦难的方法，对明天的拒绝使得人们为了获得瞬间快感不计代价，而死亡的意义在大众传媒的消解下已几尽荡然无存。当飘渺的幸福在远方呼唤，并且许诺这种幸福轻易就可以永远享用，浅薄的信徒们抛弃自己的生命就像脱掉一件穿旧的衣衫。奥姆真理教和人民圣殿教之类魔教的肆虐正是利用了大众文化培育的土壤，它们把对技术化和商品化的崇拜导致的物化和非人化引向极端，在对生命意义的淡忘和对死亡的淡漠的基础上建立起对死亡的崇拜，以死亡作为对死亡的解脱。这是一枝绝望的死亡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