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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词：活跃比纯洁更重要

2006-3-14 阅读1160次本站网友黄村荷锄发表【字体：大中小】上一篇<<>>下一篇

今年刚刚发行的《习惯性八卦》，是书评家和专栏作家黄集伟出的第五本民间流行语词集子。流行语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变化，并以其自身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社会

国内收集语词并能憋出5本专著的人，恐怕只有黄集伟一个。

从《请读我唇》到《媚俗通行证》，从《非常猎艳》到《冒犯之美》，再到今年刚刚发行的《习惯性八卦》，黄集伟已经把收藏民间语词当成一种生活习惯。黄集伟说自己不是语言学家，充其量只是一个“语词标本收集者”。但有人却认为他的研究应该被称为“语言现象学”，因为语言的变化来自社会的变化，也折射出社会的变化，并以其自身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社会。

收集语词，“不捡就是丢”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黄集伟做过语文老师，当过记者、编辑，现任接力出版社的副总编辑，他是圈内颇有名气的书评家和专栏作家。

黄集伟的工作基本都与文字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奇词妙语都在吸引着他的注意。于是，他开始有意识地搜集新闻、网络和身边朋友口耳相传的新语词，并把它们汇集成一本本的“语词笔记”。黄集伟的“语词笔记”系列总是被设计为上下两段：上半段通常是一个新词的注释，下半段则由一句流行语引发而描述的某种社会生活场景，或是从语词角度进入，展开联想乃至“胡思乱想”。

郭德刚在他的一个相声段子里形容一个贪心的家伙，说他只要走路，一定低着头捡钢镚儿，他的理念是：“走路不捡就是丢”……黄集伟说这个细节像是在讲他自己。“我几乎是随时随地在收集语词，”黄集伟说，“新闻报道、手机短信、饭局闲话、广告语、电视剧台词……这些都是我语源库的‘原料仓库’。只要是感兴趣的，我都会随手记录下来。”

1998年底，黄集伟写完了他的第一本“语词笔记”。他说，收集的过程非常辛苦，因为他要完成报社的采访、编辑工作，又要留心身边的新语词，家里的破报纸堆成了山。但1999年以后情况就好多了，因为有了互联网，有了媒体的电子版，有了网上论坛。通过“语词笔记”认识的朋友也会主动把特别有意思的东西传给黄集伟——另外四本“语词笔记”就是在这样的“道听途说”和“拾人牙慧”中产生的。

在黄集伟眼里，语词是有生命的，民间流传的语词也许很难像新闻那样被正式发布，但它们确实像血液一样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写了5本语词笔记，黄集伟觉得自己像重新念了一遍中文系：“真正的中文系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在道听途说的环境当中。”

经常打车，黄集伟说他最不喜欢“闷葫芦”司机，和的士司机聊天已经成了他的一大爱好。一次从报社打车回家，司机向黄集伟感慨自己到外地跑3天长途的经历。“知道我是怎么回北京的吗？——我把我的脸拧肿了。”黄集伟问：“你拧它干吗？”司机说：“如果不拧，我就犯困。”

“出租车司机一生的故事也许我不知道，他生活中还有什么快乐或悲伤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但‘把脸拧肿了’我永远记得。”黄集伟说，语言就像我们每天要喝水一样，它就在我们的身边。不管是否研究语言，你都可以通过语言来丰富你的生活，丰富你对生活的感知和对社会的认识——也就是，语词构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语词背后的历史记录

“语词的变化来自于社会的变化，也记录着历史变迁。没有语词的标注，一切记忆终归是一阵云烟。”在黄集伟的“语词笔记”里，有相当一部分词条选自当年的各大新闻，它们记录和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现实。书中收录过一个词叫“保八”，这是1998年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当中提出一个口号：“确保国民经济增长8%。”因为句子比较长，所以当时媒体编了一个压缩语——“保八”。黄集伟问：“1998年你在干什么？上中学？上大学？可能很多人都记不清了。但如果提起‘保八’，或者想到‘绯闻年’，那我们就很容易地回忆起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有一本书名为《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他认为，语言不仅映照着社会、历史过程，而且一些重要的社会、历史过程本身就发生在语言内部。黄集伟的老朋友、作家陈村今年出版了他50岁那年的日记。“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流去，事后记忆，影影绰绰只有轮廓中的概念，一点鲜艳也没有。”陈村说，“历史如果由信件、便条编织而成，读历史将是一件快事。”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陈村认为，黄集伟的“语词笔记”也有着记录历史的相同作用。“记录生活是语言的一大功能，而生活内容的变化又促进着语词的改变。”

新语词的文化冲突

黄集伟“语词笔记”系列中的一本叫《冒犯之美》——“冒犯”，是黄集伟对民间语词的一种定义。而事实上，新语词的流行确实“冒犯”了一些人。体育新闻里有过这样一条：中国篮坛备受尊敬的老帅蒋兴权对一名记者大发其火，原因是对方将他“尊称”为“骨灰级”教练。“什么？有这么尊敬的吗？骨灰啊，那是死人才有的，你这样说可是在折我的寿啊！”蒋指导忍无可忍。可是，在“e世代”眼里，“骨灰级”的意思基本上等于“至死不渝”，是网络游戏里对玩家的最高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把这样的语言冲突理解为“阶层区分”——阶层区分久而久之会形成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而这种文化不同又会反过来强化阶层区分。雷颐这样分析：“语言无法沟通则思想更无法交流，社会阶级、阶层将呈现‘刚性’断裂，难以和谐相处。”

后果真的会如此严重吗？黄集伟有着不同的看法：以网络语言为代表的新语词的出现，当然会给信息的确切传播带来一定程度的妨碍，但就语言发展本身而言，其利大于其弊。他说，网络语言就好像一扇打开的窗子，它在为我们的语言生活带来新鲜空气、花香鸟语的同时，也难免有苍蝇、蚊子飞进来，甚至会“粉尘物超标”。尽管如此，就语言本身而言，杂音喧哗是很正常的现象——语言的混乱、喧哗、杂音缭绕，恰好说明它充满运动感，充满生机。

语言学教授申小龙从1985年起就开始以复旦大学为根据地，举起“文化语言学”研究的大旗。申教授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传统语言会随着生活的变化而不断丰富。网络新语词的出现和流行就说明，这样的表达具有一定的交流功能。网络语言直白、幽默、简洁，这些东西都是语言形式新的价值观念。“所有人都讲一样的话那还有什么意思呢？就语言而言，活跃比纯洁更重要。对待语言，我们应该顺其自然，不好的表达会被自然淘汰。”申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