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林:“新的东西在成长，但还没有成型；旧的东西在消失，但还没有衰落；广东‘揾工跳槽’引出的两种强烈的倾向。”

—— 李汉林纵论“单位”与“非单位”

“揾（粤语：找）工跳槽”，在广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谈起它，总有一种风风火火之感。“温工跳槽，实现自我”，并不响亮但又动人心魄。无疑这是我们的电视片所要表现的重要内容。记得在广州举行的“流浪记者一族”、“ 打工一族”、“ 企业家” 座谈会上，“壹加壹”的老板陈展鸿、个体户马军博士等，都谈到了他们各自跳槽的经历。新疆的茹斯莉不是也从国营单位走出来自己当老板了吗? 成功的、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么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又如何评价这种市场经济的产物呢?

为此，我们采访了北京学者李汉林。刚好，他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大量调查，这无疑能给我们提供更多分析的依据。他调查的课题是《关于中国的单位现象》， 在全国抽查了十个城市，其中在广东省抽到了广州，说这是一个偶然。但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发现了非常有趣的现象。

他说，不仅仅是广州，包括整个广东，两种体制，两种观念在激烈地碰撞，这种碰撞不仅产生着正面的影响，也同时产生负面的影响。正面的影响我们明显意识到了，正如许多成功者所云，实现了自我价值。负面的东西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所没有想到过的。这个话题引起了我们的重视，在把握这个问题上也许要作思路的调整。

李汉林他们把单位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基本假定在中国目前的劳动体制下，一种是单位体制，一种是非单位体制。在单位体制里面，人们有种固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非单位体制里面，人们另外有一种行为规范。这两种规范相互撞击、相互摩擦、相互整合。广东所表现出来的是比较强烈的两种倾向：新的东西在成长，但是还没有完全成型，旧的东西在衰亡，但又还没有完全衰落。

现在单位体制里的人，单位的非单位倾向与非单位的单位倾向，这两种不同的倾向在广东表现非常明显。所谓单位的非单位倾向，就在于有单位的人想出去，再就是，作为企业或单位组织也试图通过改革，将工人多元化。试图把这些多余的工人分离出去，塞给社会，然后使自己呈现一种新的结构，以图通过这种途径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组织效率，从而达到一种新生。而与此同时，那些非单位化结构中单位化的倾向又表现得非常强烈。非单位是指那些个体企业，还有私营企业，国外的独资企业。李汉林举了个例子来辨析这种非单位结构。深圳市宝安县的外公村，按照严格的单位体制，它还不是一个单位，它完全是集体的，但是又夹杂着很多个人成份。但是它恰恰表现出单位体制的因素。这当中有一种双重体制的摩擦。谁不服管，或什么地方犯规就开除他的村籍。这一点很厉害。本村的人，包括小孩上幼儿园、上学、医疗保险等等。如果开除了村籍就意味着丧失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及其它一切保障的来源，无疑造成一种很大的威胁力。这恰恰是我们单位体制的一种特色。调查的数据也可以反映这么一种状况。将北京和广州进行比较，在一些问题上，比如说单位意识，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广州的单位意识比北京还要强。反映出来的数据比北京高出五个到十个百分点。而在是否从事第二职业问题上，北京只有9％承认有第二职业，广州却达18.9％。关于跳槽的愿望，广州比北京高出六个百分点。这里反映了一个极为深层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探究。我想，这里有三个影响因素。一是市场经济因素，二是历史、地域因素，三是广州人文因素。那么，这样一种现状，是社会的进步，还是一种退步呢? 是否历史的进步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过程呢? 对单位体制又应作何评价呢?

李汉林结合国外的一些情况给我们作了解释。我们现在这种单位体制，或者单位社会，前段时间批评多了一点。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反而借鉴中国的单位体制。日本、台湾的单位意识表现就比较充分。IBM公司恰恰借鉴了中国这种单位体制。日本的公司也在搞，但他们和中国不同，在于有一种多元化倾向，资源是多元的，什么都有了参照系。老板会分房，你感到这是老板的恩赐，会以此为动力，提高行为的效率和动力。我们目前缺的也恰恰是这个。广州到底又是怎么一种状况呢?处在一种浮躁过程中，社会结构整个在进行重组，个人有选择的自由，炒更跳槽，实现自我，这是一种进步，也是社会发展必然。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要完全否定那种单位体制，那种工人多元化呢?

李汉林认为，这表面上是一个单位工人多元化的问题，更深一层，实质上是牵涉到整个国家的社会控制整合。它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秩序。

我想，李汉林的分析有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首先把握好，揾工跳槽，这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一个必然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二是这个过程只是一个过渡的历史阶段。三是注意这个过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要简单理解。

这里使我想起对华南业余文化大学采访时，在这所学校里兼课的老师都是各单位各校的学者、专家、画家等。原来我们只想了解这些文化人是如何“炒更”赚外快的，但经采访发现，这里兼职的因素是多元的。如教授、画家，自己在家随便写点东西，画幅画也不止这几十元。来这里的目的，并不单是为了赚钱，是一种精神追求，像画家梁照堂说，是为了与业余作者有更多的联系，培养更多的学生。也有的说，为了更多的与社会保持联系，了解信息，充实自己。当然，也有为炒更而炒更的。总而言之，还是为充实自己，实现自我价值。这是否能说明，在广州，找工跳槽已经开始进入一个较为正常的阶段呢? 或者说走向那种多元的有序呢?

采访完毕，李汉林先生在车上谈起我们的电视片，感触之余，来了灵感，假如他将他调查的内容拍成电视不是更好吗? 当然很好。可是，资金呢? 谁肯投资呢?

“可以自己筹款嘛。”我们建议。他瞪大眼睛半晌说不出话来。那神态就像一个农民听到可以承包的消息，不可思议，手足无措而又兴奋无比。怎么筹?

大家在车上议论纷纷，各出点子。

但愿李汉林先生能够如愿以偿。他要拍的片子是很有意义的。

本文为《1994南方的河》第四章  未名湖畔的蝉鸣  第五节：揾工跳槽

 作者专栏

 返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