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望舒

面对“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城市社区文化全面提升建设水平，集中培育其特殊形态——“文化社区”工作，将会列入北京奥运文化发展战略之中，列入北京城市建设的优先项目之中。为此，本文作者特地走访了北京市东城、西城、宣武、朝阳、海淀等区的十余个街道、二十几个社区，考察数十处公益文化和文化产业设施，撰写此文——

北京城市社区文化走过了建设的10年，收获成果的10年；然而从整体上讲，社区文化发展尚属初级阶段，对其认识、实际内容、应有规模、影响和作用等诸方面尚存种种不足。

政府与社会认识上的欠缺

社区文化在国内是近些年出现的新兴概念，自身存在不系统、不完备问题，导致不少政府官员甚至社区文化工作者对其内容、作用、意义不清楚，社会认识也有模糊之处。例如将社区文化单纯理解为活动，或仅仅是文娱活动，当作社区建设中的点缀与装饰。造成许多基础性社区文化工作薄弱，大量涉及人际关系、思想沟通、情感协调的事情要么缺人去做，要么刚刚起步。例如把社区文化归入完全的政府行为，组织管理系统的官本位思想和社区成员的“单位人”观念时常居主导地位，思想上尊重社区、回馈社区氛围不浓，行为上关注社区、支持社区力度较弱，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尚未真正地树立起来。认识的不足与理解上的偏颇构成社区文化进步的第一道障碍。

社区文化主体的错位

目前城市社区文化有过强的行政色彩和官办特点，主要表现为从思路、步骤、内容、形式自上而下的行政安排，大量的是作为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的主持、主管、主导作用。他们制定一年计划，陷在繁杂忙碌的文化节、广场文化活动等项目的赶场之中，有的人自年初以来未能休息一个假日。相反，社区文化真正主体——社区成员，往往处在被动状态，除去自发性的、得到政府允许的兴趣团体活动外，对社区文化发展决策和实施的参予度很低。此外，官办传统固有的对上负责机制，助长形式重于内容，过程重于效果的办事方式，大大影响了社区文化投入成本与功能、效益的比例。纵观北京、上海，都遭遇部分高成本社区文化场地和设施门庭冷落的尬尴，都有看起来社区文化活动红红火火，但实际覆盖社区成员数量与效果过低的困惑。主体的错位和主体功能的缺失，一方面令政府付出高额复杂的综合成本，却难以换来理想的文化影响和社区成员广泛的满意度，一方面对塑造“生命型”社区文化极为不利，让本应生机盎然的社区文化在体制机制陷阱中增加摩擦成本，降低发展效率。

一元独大、多元弱小

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虽然计划经济体制仍处统治地位，社区文化与目前相似，由政府主管、主办，但是借助那时的企事业单位制，社区还能较多地从政府之外的社区单位成员获得资金、人力、技术来举办文化活动。社区文化常常有企业文化、机关文化、大院文化的亮点。市场经济的大潮让大多数社区单位成员经济状况和理念机制发生变化，目前情况是社区文化中，社会资金、社会单位的支持总体非常稀少，政府十分有限的投入成为一元独大。调研中看到争取各方对社区文化的支持，依赖的是主办者个人影响力，大型活动的冠名不过数百、上千元资金；最多的支持形式还是场地、设备、劳务，而且总量少，动员困难。高雅艺术进社区活动，艺术团体最低收费4000元/次，一般为2万元/次，基本是由街道办事处政府经费中开支。某一社区近年来收到社区文化方面的企业支持最高额为3000元，而且仅此一次。所以，无论活动有何轰动效应，政府单元运作产生的资源、资金、人气不足的问题，都使社区文化特色活动无法长久为继，制约社区文化力的不断壮大。

主旨力淡薄、专业力不强

社区文化的主旨在于沟通社区成员思想感情，协调社区人际关系，在社区内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观，共同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将社区塑造成互帮互助、温馨和谐的精神家园。然而现实社区文化重活动、重宣传效应和轰动效果的作法削弱了上述主旨力，未能充分发挥社区文化超越法律和行政组织调解力之外的功能，对阻止社会矛盾发展，大幅消除人们之间隔膜、相恶、冷漠、不信任等效果不显著。现象是热闹的活动与70%以上的社区成员关系不大，有的社区开展“认识我的邻居”的活动都比较困难。由于沟通不足、信任基础不足，共同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尚未形成，日常小事演化成尖锐冲突的事件时有发生，腐蚀社区氛围，危害生存环境的势力在局部社区还比较强盛。

另外社区文化对应社区基本层面复杂人群，对应所有人际间矛盾关系，绝非官员、行政人员的能力所能处置，必须依靠一定的专业文化力才能满足大量个性与共性交织混合的需求问题。也就是客观要求有包括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行为科学、法律学、文化艺术等专业社会工作者加入社区建设行列。然而现在多数社区是由街道办事处1至2位兼职工作人员领导协调社区文化，社区成员基本是按历史传统和政府计划惯性运转，社区文化少有专业力的支撑。专家的作用局限于讲座、报告、文体方面的指导，日常有针对性的精神、心理、文化服务基本上未成规模。缺少专业力基础的社区文化，容易形成低文化、低科技含量现象，因创新性和前瞻性不足失去前进动力；因没有解决交往文化、道德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中个案矛盾的能力而产生回避问题倾向，加重社区文化表面化、形式主义色彩。主旨力和专业力关乎社区文化建设的质量和效能，更是决定文化社区的要素。

社区教育缺位和供需脱节

国际先进城市社区文化的高水准、品牌文化社区的高质量，建立在全社会普遍而强化的社区意识基础上，这种意识基础又是靠自幼儿园到大中小学的全部教育过程，靠社区利益与城市、国家利益紧密相连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支持。服务社区是教育大纲和教材中的系统内容，各层议员的提名、竞选、效绩、考核、连任均与社区运转息息相关，从而造就了自国民到政治家都对社区文化关注、重视的传统。

我国教育体系中社区相关内容零碎稀少，政府、社会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社区责任、社区成员、社区联系意识淡薄；社区文化从体制机制上未能进入必要社会环境条件序列，仅停留在居民娱乐等有限范畴；社会教育的缺乏与不足使服务社区意识滞后，使社区文化参予建设者队伍不够宏大，社区文化可持续力不强。

供需脱节反映的是在资源依赖型而非需求依赖型思维习惯影响下，社区文化也有官场化延伸的弊端。调研中深刻感受到部分社区文化主持者对所在社区成员结构及其精神文化需求的茫然。他们的实际工作主要是利用和组织资源办自己主观上想办的事情，或者是办上级要办、先进地区已经办了的事情，而不是社区成员希望办、需要办的事情。需求和供应发生割裂，辛苦的劳动与社区成员的首肯产生矛盾，甚至将官场上形式主义之风，劳民伤财之举带入经费本来就很紧缺的社区文化建设领域，被百姓所诟病。

法律环境和支持体系有待改善

社区文化事关社会稳定和发展大局，并且凝聚社会进步过程中诸多难点，是真正意义上的系统工程。除去社区自身的努力，还依赖法律政策等环境条件，社会智力、物力等配套体系的积极支持。

以往10年的社区文化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党和国家重视、推动的结果，但是在新时期，如果不能得到凝聚国家利益和人民意志的法律环境的保护，没有适度倾斜政策的鼓励，只能延续目前产业企业很少关注社会文化需求，教育和文化机构很少有社区连动互动行为，社会各界和社区法人成员参予社区事务不足的局面；导致社区文化中存在的许多理论实践问题依然得不到专业研究机构的系统分析解答，社区文化依然得不到有效的规划和发展战略、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支持，以及必要的资本和市场的配套措施。因此改变社区文化相对落后的面貌，一定要在法律和政策的规范下，建立健全符合需求的完整支持体系，承担保障作用的服务网络，促使更多的研究单位、大专院校、社会机构以社区文化为已任，摆脱社区文化纵深浅、势单力孤的处境，从软硬件两方面入手加强社区文化建设。

综上所述，城市文化社区存在着历史形成的、发展过程中的缺陷，它们是转形期社会难以回避的，但又是根本的深层次问题。包括社区、市场、政府各自内部必须对机制体制进行突破性调整完善，包括社会认识、舆论、教育、法律，政策等外部环境重要的跨越式优化建设，还包括使“第三部门”——非政府非盈利的社会专业组织的崛起壮大。总之，克服以往社区文化建设问题的关键点，已经从硬件设施明显转向软件的开发与提升。若要使新世纪的社区文化开创富于生机活力的新阶段，只能举全社会之力来解析主体到位、支持强劲、保障可靠、有可持续发展动力的系统工程课题，让社区文化的生长生成置身于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社区成员等定位适当、关系和谐、同舟共济的沃土之中。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