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月26 日，广州市推出市、区、街（镇）三级行政首长大接访活动。据报道，出面接访的广州各级官员有近万人之多。在这场大接访中，最受人关注的当是广州市市长张广宁。许多广州市民排队等候，就是为能得到市长的亲自接访。张广宁的接访时间，从原定的两个半小时一再延长到了5 个多小时。在近万名接访官员中，张广宁一人的接访人数就占了总数的5%。

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因为市长是一座城市最高行政首长，人们朴素地认为，市长比其他级别官员拥有更重的话语分量和更大的当场拍板的权力，把问题直接反映给市长，解决的希望就会更大、更有保证。不独广州，人数众多、场面热烈、党政一把手最受关注等现象，在其他城市的大接访活动中也一再见到。

中国信访制度的实行，已有50多年的历史。城市各级行政首长同时接访，以及变上访为主动接访或下访，则是最近几年逐渐多了起来。然而，类似于信访的做法，以及人们期待被接访、期待官员下访的心理，则有更长的历史。比如，中国古代有皇帝微服私访，也有高级官员受皇帝委派到某一区域巡察。在官制方面，比如汉代曾设刺史一职，刺史的主要任务是巡行郡县，考察地方治理状况，检视官员能力，审断狱讼繁难。刺史之名与职，后几经变迁，到宋代，刺史就成了虚衔，有名无实。

历史告诉我们，私访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在正常的社情民意反映机制、问题解决机制缺失或效果不彰的情形下，巡察制度也往往无法长效、不能可持续。

当然，现代的接访与古代那些制度有很大不同，但也是有赞有弹。赞成的人认为，大接访是反映民情、处理事务的重要渠道之一，对听取民声、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目前的转型时期。不赞成者则认为，大接访的火爆场面，正表明常态行政制度的运行梗滞，以及法律等救济手段的不畅。

我们认为，在社会矛盾凸现的转型时期，运用大接访这种方式有现实的需要，毕竟，能被接访比投诉无门要好，接访时切实解决一件件问题比问题不断累积要好。

我们也同时认为，集中时段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大接访，不能变成某种制度的路径依赖，而怠慢了其他同样重要（也许更重要）的制度建设；期待市长解决问题的带有传统治理色彩的模式，也迟早必须让位于通过制度、法律解决的现代法治模式。

不论信访制度或是其他行政制度，不论市长是否亲自参与各种大接访，根本上来说，仍然是一种单向的方式，市民往往是被动的接受制度的叠加，被动的面对各级行政官员的接访。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理念，政府权力来自民授，民众拥有主动的参与权、建议权和监督权，当行政有所怠慢或拖沓时，不论是否大接访，民众亦有其他强有力的制度性渠道进行监督，要求其改正。

也即是说，纾解民急，化解矛盾，更重要的是扩大人民民主权利，民众的主动权、决定权和监督权越有力、越强大，政府行政才越高效。中共十七大报告说，要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正是如此，亦有赖于此。

2008-6-28 7:05:00· 来源 : 长江商报  ◇长江商报评论员  刘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