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各地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工地”的同时，一个长期隐患事实上已经存在，那就是长期大规模的投资，即使不考虑资源的“硬约束”，那么它正在逐步形成的产能，在未来又将以什么方式来进行释放？或者说哪些阶层的购买力将有效地消化这些过剩的产能

●以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状况看，第二产业增长速度不仅明显高于GDP速度，同时长期大大快于第三产业增长。这不仅大大弱化了第三产业的增长，同时使中国经济结构十分脆弱，而这样发展的结果，就完全可能使经济增长转化为人民福祉增长的方向性出现偏离，这是与经济增长的内在目的性相违背的

●培养与扩大有效的国内消费需求，不仅是中国经济自身良性调整的需要，同时也是我们今天开始有准备、有意识地应对目前已经正在逐步形成的过剩产能的战略准备，同时更是社会协调发展、并凝聚全体人民继续推动改革的根本需要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06年经济工作八项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其中引人瞩目的亮点之一是，在安排经济工作的同时，将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加快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同样作为统领全局工作的主线给予高度重视。而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们可以明确感到未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无论从经济角度与社会角度看，中国的发展模式必将逐步实现从“投资社会”向“消费社会”的巨大转变，而研究与探讨这个转变必然要求的制度性基础与制度保障，已经成为我们关心与关注中国未来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课题。

首先，从经济角度看从投资社会转变为消费社会的必要性。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巨大成就突出地体现在经济增长的总量上，而当人均GDP增长到1000美元时，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自然资源供给的“硬约束”突然显现，以土地资源为例，中国人均耕地不到1. 5亩，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50%，以矿产资源为例，中国人均可采储量石油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9，因此，“地大物博”这个长期支撑中国人自豪感的信念，在冷冰冰的数据面前，在工业增长速度以GDP两倍的速度跳跃式快速发展的目前，不仅显得苍白，同时重工化投资带来的公共环境质量恶化，也使治理成本成倍增加。

另外以支持“重工业”化的资本投入总量看，中国从2001年到20 04年平均货币投放量M2增长是17.7%(1921-1928美国平均增加7.7%，导致了1929年残酷的经济危机)，而现金增加量并不明显，这样高速度的货币投放，尽管带动了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投资型社会”，出现了名义GDP产出大幅度增加，但在全国各地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工地”的同时，一个长期隐患事实上已经存在，那就是长期大规模的投资，即使不考虑资源的“硬约束”，那么它正在逐步形成的产能，在未来又将以什么方式来进行释放？或者说哪些阶层的购买力将有效地消化这些过剩的产能？

流行的一个认识误区是，经济全球化与全球市场购买力。但事实上，只要存在主权国家与主权国家市场，我们都会清楚，劳动力比较优势存在的基础之脆弱，是在于今天的国际世界是以综合国力进行贸易领域的讨价还价的。坎昆会议的无疾而终，已经充分暴露了WTO多边协商机制的脆弱性。而大量对于中国反倾销案的出现，也在事实上提醒我们，未来将过剩产能向世界市场转化，只不过是全球化光环对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空头许诺。因此，如果假定未来中国的出口仅能保持有限增长的话，那么累积几十万亿的投资，在国内转化，就必须要求我们在建立节约社会的同时，迅速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同时，迅速引导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与社会发展方式从投资型转变成消费型。

其次，从社会角度看投资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变的必然性。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探究人类社会生存价值，都将明确告诉我们一个答案，经济增长只是人实现幸福与自由的手段，而非终极目的，而检验经济增长实际效果与社会进步的标准，既反映在人均GDP这个硬指标上，同时也更全面地反映在整体社会福祉扩大上，而后者则更多程度体现在就业权利的基本保障、发达与公平的教育机会、医疗保障的普及、公共卫生完善、社会救济的有效、基本住房保障、社会成员团结与信任等等满足人类有尊严地生活的权利增长上。而这些领域的进步，如果采用有效数据衡量的话，基本上可以用一个国家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简单地加以反映。而以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状况看，第二产业增长速度不仅明显高于GDP速度，同时长期大大快于第三产业增长(最大离差是100%)，总投资基本集中在工业领域。这不仅大大弱化了第三产业的增长，同时使中国经济结构十分脆弱——能源原材料对外依赖程度高，产品销售同样依赖海外市场，而这样发展的结果，就完全可能使经济增长转化为人民福祉增长的方向性出现偏离，这是与经济增长的内在目的性相违背的。

最后，我们看究竟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中国消费的增长，或者是什么结构性与制度性障碍，使我们长期希望的扩大内需启而不动？有统计数据显示表明，中国目前消费率仅为43%左右，大大低于同期世界平均人均GDP1000美元水平时各国的61%消费率。究其原因，除了我们非常清楚的“三农”问题导致的，中国8亿农民相当大部分无法进行现代商品消费外(这个问题的解决，已经在“十一五”规划《建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强调通过“新农村建设”来解决)，另一个最大的、最基本的制度保障环节是，在城市则表现为住房政策、教育政策与医疗政策的改革过程中的某些偏颇，限制了城市居民进行必要的消费。如高房价导致的住房支出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过高，弱化了城市居民即期消费增长，而教育与医疗产业化的改革结果则使居民消费出现了“自我保障性后移”，并使中国的储蓄率保持了不正常的高水平，反而进一步促进了投资增长，而这样恶性循环的造成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政策”的缺失。

综上所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应该使我们认识到，培养与扩大有效的国内消费需求，不仅是中国经济自身良性调整的需要，同时也是我们今天开始有准备、有意识地应对目前已经正在逐步形成的过剩产能的战略准备，同时更是社会协调发展、并凝聚全体人民继续推动改革的根本需要。而要实现这个从投资社会到消费社会的根本性的战略转变，我们必须严肃地对待，并认真地思考，我们是否具备了消费社会要求的最基本制度保障？在解决“住房、教育、医疗”这些新的现实问题上，我们是否已经拥有了足够的认识？我们是否应该在实践中反思并重塑有利于又快又好发展的社会政策？
余南平 2005年12月13日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