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国有企业改制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应该说在党和政府领导者的头脑中是有着清醒认识的。比如对ＭＢＯ问题，我国政府过去发的一些文件，如有关改制、有关国有产权转让、有关经营者薪酬问题的文件等，就对有关方面作了很好的规定。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总使人感觉到国有企业改制不理想，有着这样那样的漏洞呢？

国际上有统计表明，现在经营者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倍数，在历史上是最大的，而且据2005年3月28日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解剖：现在在美国的公司界，ＣＥＯ们被撵下台的速度，比那些综艺节目中唱歌走调的歌手们还快。但尽管如此，经营者们仍在积极地鼓动着采用ＭＢＯ等方式，以使自己的收入更高。对这种现象，国外有学者认为这反映了经营者们的“无耻”。这当然太偏激了。实际上，从经济学的眼光来看，人都是经济人，都要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因而从这个角度说，人本身就是“无耻”的，这是人的本性之一。问题在于，既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人的本性之一，那么我们在设计相关的理论、政策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这样的本性，并从这样的本性来出发呢？

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如果要举典型，褚时健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有人怀疑过褚时健的经营才华吗？没有。有人认为给褚时健开出的工资就足已反映出了他的劳动力价值了吗？也没有。既然如此，付出的结果和得到的结果如此的不对称，我们又怎能期待社会上创造财富的力量能够充分涌流，从而也使我们所拥有的财富本身能够充分涌流呢？褚时健事件充分表明了我们的基本政策，在对待企业精英分子时是多么的不公，而这种不公又给我们带来了多么大的损失。恩格斯曾经把资本家阶级看作在现代社会中是多余的，但他在提出这一看法的同时，却把那些“处于高级工人地位的雇员”看作是与“多余”相对立的“必要的”。而我们，却往往要把“必要的”变成“多余的”，把“多余的”变成“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褚时健事件本身，也是我们这些有义务给国家提供合理理论的研究者们和那些有义务制订合理政策的政府决策者们的耻辱。

褚时健事件典型地反映了我们在人力资本政策上的不公平、不合理。“人力资本”概念本身是个新词，但它所表达的内涵本身并不新，就是马克思所阐述过的劳动力价值问题。和西方经济学相比，我认为马克思对人力资本的论述更深刻；和马克思相比，则西方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分析更细致。目前国内，就是一些很著名的学者之间，对人力资本的外延在理解上都有着很大的差异，有人只把它看作是企业家身上独有的特殊资本，有人则把它看作劳动者都具有的一般资本。我同意后者的观点，否则这个概念就被虚化了，因为对企业家的衡量本身就不是固定的，是动态的、可变的。

在现实生活中，大家都已经认可了这样的看法，就是经营者具有提供比一般人更复杂劳动的能力，就是说，他的劳动力价值要更高。这种更高，按照马克思的分析，需要通过工资即劳动力价格体现出来才具有合理性。如果经营者的较高劳动力价值不能得到实现，所实现的只是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工资），那么要么意味着对经营者的不公，会挫伤他的经营积极性；要么便会是经营者的流失，使企业新的经营者的素质（劳动力价值）状况不断恶化，从而经营企业的能力降低。这种情况长期持续，任何类型的企业都只能是在恶性循环的圈子里奔跑。

不幸的是，我们对经营者的鼓励方式，恰恰是沿着这种最不合理的、最违背经济规律的方式进行的。我们怕他们的收入超出官员太多，我们怕他们没有奉献精神，我们怕他们走进了经济人世界。我们唯一不怕的，就是他们没有更努力的工作。在这种正门不开或小开的情况下，除了个别极优秀分子外，经营者们的作为不足或失足，就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

难道我们不是也采取过或正在采取各种激励方式吗？这也不错。２００３年底我们颁布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搞了很复杂的核算，有些指标可能主观性也很强，但我们恰恰忘记了马克思给我们提出的一条根本性的核算办法，这就是市场核算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的核算，不同劳动者（含经营者）之间的劳动力价值量大小的比较，从而应得工资的高低，不是由一个社会机构事先计算出来的，而是由社会背后的市场力量来决定的。如果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人力资本）含量既定，在市场标准为１００的情况下，我们通过计算只给他８０，则不管这种计算本身是如何的精确，那同样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我们自认为是生活在马克思的理论指导下，但实际上，我们在企业经营者激励这个问题上一点也没有马克思理论指导的影子。在不遵守客观经济规律的情况下，逼得经营者们要从国有资产流失的侧门中来弥补自己所损失的物质利益，这不正是经济规律对我们所做的惩罚吗？但对这些经常性的惩罚，我们又吸取教训、改进了多少呢？（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授）
 
贾华强 2007年06月13日

来源：中国改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