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作为著名的四大古都城市之一，素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之称，是我国公布的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400多年的建城史，440多年的都城史、灿烂的文明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南京的文物古迹散布于大街小巷、古城内外，曾经有位著名作家比喻说，进了南京城就像到了古董铺子。更有深谙历史文化的学者指出，南京的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一多半埋藏在地下。那么，这些埋藏于地下的珍贵遗产有着怎样的神奇面貌，它如何诉说古代文明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它包含哪些至关重要却没有发现的历史信息？这，无疑是南京考古面临的重要课题。三十年来，南京考古人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

栉风沐雨三十年

——改革开放以来南京考古散记

一、“我从哪里来？”——史前“南京人”寻踪

陶塑人面像微笑面世。史前文明，是文明之源。洪荒时代的南京，有着一份怎样的图景？南京的考古成果作出了较为清晰的描绘，特别是陶塑人面像的发现，给世人以具体而又无限的想象。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浦口的营盘山遗址发掘出土了陶塑人面像。它长9.8厘米,陶胎细腻,为灰黄色,头戴冠帽,上有纹饰，前额宽平，眼睛深陷，鼻梁挺直，口为梯形，下颌突出。这个陶面像来自于距今5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他奇特的面容、神秘的微笑，让人备感亲切与神奇。根据研究，它可能是营盘山先民神灵崇拜的遗物，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极少数的史前陶塑人面像之一。然而，现在许多市民更愿意由此联想历史上南京先民的面貌，把它称为“南京始祖”。在这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氏族公社的公共墓地里，与它同时出土的有石器、陶器、玉器共600多件。

南京猿人的发现，更是引起国内外考古界轰动的重大事件。1990年，在江宁汤山，最早由采石场工人发现了一处石灰岩溶洞，山洞的平面为葫芦形，长64米，宽25米。工人清理洞中遗存物时发现第1个头骨化石。不久，由南京市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考古系联合对此洞穴进行了考古发掘。至1994年1月为止，先后发现了南京猿人1号头颅化石、南京猿人2号头颅化石和1枚南京猿人臼齿化石。同时出土的还有数千件肿骨鹿、犀牛等哺乳动物化石。经科学测定，南京猿人距今35万年，属于中更新世纪中期。南京猿人的正式学名是“南京直立人”，是与北京猿人中期同时的古人类。它的发现，轰动了考古界，是我国长江下游东南部发现的首个古人类化石，为我国古人类的分布、演化研究和对南京地区的地理、生物、气候等多领域、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标本。南京人化石地点的考古发掘被列为199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1996年10月，这一考古发掘的初步成果《南京人化石地点》一书正式出版。南京人化石地点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不仅如此，30年来，经过对高淳县薛城遗址、朝敦头遗址，江宁区陶吴镇昝庙遗址，六合区羊角山遗址，浦口区牛头岗遗址的考古发掘，再结合此前对溧水县神仙洞遗址和市区北阴阳营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它们描绘出史前南京先民生存、发展的图景和创造的文化成就。

二、“台城”在哪里——城市考古的突破

台城所在的位置给人们开了个玩笑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这是唐朝诗人韦庄在古城南京借景怀古的写下的名句。然而，由于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和战火风雨带来的沧桑巨变，诗中提到的“台城”具体在哪里，长时间以来却是一个迷。研究清楚这个问题，不仅是文人雅士的发怀古幽情的需要，更是研究南京城市发展、变迁的重要课题。在很长的时间里，南京城市考古的研究落后于同为古都城市的西安与洛阳。

历史文献对有关六朝建康城和城中宫城（即“台城”）的位置多有记载。如唐朝许嵩的《建康实录》，南宋张敦颐的《六朝事迹类编》、周应合《景定建康志》，以至后来的元、明、清各代的诸多志书，包括民国时期的学人和建国后的海内外学者也多有论述，然而结论多不一致。一般认为其位置是在今鸡鸣山以南的东南大学、成贤街的附近区域。围绕这一学术问题问题，配合城市建设的需要，从2001年开始，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先后在老虎桥工地、成贤大厦工地、新世纪广场建设工地、南京图书馆新馆工地的考古发掘中，细细寻找它的踪迹。经过多年努力，根据考古发现的高等级道路、城墙遗址、水井、排水沟和砖铭可以推出结论。众里寻她蓦然回首，原来“台城”偏离了众多文献记载和学者的推测，它的准确位置就在民国总统府周围。由此发现，历史有着惊人的巧合。

“擂台”原来是重要的六朝祭坛遗址

说起六朝祭坛的发现，也有戏剧性的一幕。1999年，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中山陵园管理局文物处联合在紫金山对明孝陵附近的明东陵进行考古调查。偶尔在与当地民工闲谈中，听到在山上有前人留下的“打擂台”。于是，怀着好奇的心前去察看，他们警觉地在丛林之中发现的石构建筑遗存，散落有六朝青砖、莲花瓦当、青瓷片，认为这应该是一处未曾被发现的六朝遗迹。经考古发掘发现，建筑遗址位于紫金山主峰南坡海拔276.9处，主体为四层方坛，由石垒成，最下一层台面石墙边长各88米，坛体最高处高达10米，总面积达8000多平方米，主坛表面堆积正南北向排列有序的4个小型土坛。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他挥汗如雨进行了3个多月野外工作，研究认定，它就是史书中记载的建康都城的北郊坛。这一遗迹发现的宝贵之处在于，它是建国以来，南京首次发现的六朝地面建筑遗存，也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体量最大的封建时代都城坛类建筑遗存。参与工作的考古专家为此曾兴奋得彻夜难眠 。在2000年度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专家评审中，它以全票当选。

近年来，南京考古工作者又对南京城市历史上南唐都城的伏龟楼、明故宫太庙遗址、西华门遗址进行了深入研究。

三、跨越时空的相聚——南京家族墓的考古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曾经的帝王将相、豪门贵族、名士风流，随着时光的流逝，已变得无处可寻。然而，历史上“聚族而葬”的传统和今天考古活动，却又让他们彼此以及与我们这个时代有了近距离接触。

历史上的六朝，以王导、王羲之为代表的王家和以谢安为代表的谢家，是高门大族的典型代表，这些家族曾在历史上兴盛了几百年。其本身就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水平和特征。30年来，对历代家族墓的考古，是南京考古的又一个重点。位于城北象山的东晋王氏家族墓，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掘7座以后，又发掘了6座王氏家族墓。这样，先后发掘了历史上望族琅玡王氏王彬一支的11座王氏家族墓地。陈郡谢氏是与王氏齐名的世家大族，在南郊发现了司家山谢鲲一支的家族墓和戚家山谢攸一支的家族墓。另外，还发掘了吕家山东晋李氏家、仙鹤观东晋高崧家族墓等。这些墓葬中出土的大量文物，包括墓志、陶瓷制品如牛马车、伎乐俑、陶坐榻，各类玉器、金器、丹丸、玻璃杯、铜炉、铜灯等，为人们形象地提供了这一时期贵族生活的场景，他们的婚姻谱序、等级、文字、科技等实物。这些六朝大族家族墓的考古发掘，获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成就奖。其中的高崧家族幕的考古发掘被评为1998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秦桧家族墓的考古。秦桧是南宋多受非义的著名历史人物。2004年1月，江宁区江宁镇滨江开发区发现一个巨型砖石结构古墓，它由并列的南北两个长方形墓室组成。古墓结构复杂独特。经考古发现，北面的墓室在历史上已被盗，南面的墓室保存完好，经将墓棺运回博物馆开棺清理，出土了银、铜、瓷、牙角、玉以及玻璃、水晶、玛瑙琥珀等不同质地的文物约800件。大部分文物保持了入土时的位置，以大量成组的玉器和玻璃、水晶、玛瑙等最为引人注目，另有木钱、木册书和木牌饰上留有珍贵的文字资料。2006年12月底，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对位于江宁镇清修村的另一座高等级宋墓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该墓葬由呈倒“品”形的3个墓室组成。经发掘，在1号墓室出土文物40多件，2号墓室因早年被盗清理发现了1枚铜钱，3号墓室出土墓志“宋故燕国太夫人曹氏……”。曹氏为秦桧的儿媳，表明它应该是秦桧之子墓。1985年文物部门曾在附近区域发掘了秦桧孙秦勋或秦堪之墓。秦桧家族墓的考古发掘为研究宋代历史、墓葬制度、文物艺术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沐英家族墓考古。沐英，字文英，是明朝的开国功臣，朱元璋的义子，死后封黔宁王，沐英家族终明一代有12代，世代镇守云南。但沐英和他的后代死后，都运回南京安葬。家族墓的位置在江宁区将军山。自1959年来，沐英墓、沐英次子忠敬王沐晟墓、沐英八世孙黔国公沐昌祚墓、沐英九世孙黔国公沐睿墓相继被发现。近年，又发现了后代沐瓒墓。在沐英家族墓内出土了金、银、玉、陶、瓷不同种类的文物上千件，其中元代萧何月下追韩信青花梅瓶、渔翁戏荷纹琥珀杯和数量众多的金银器、玉器，都是国宝级珍贵文物。

四、从默默无闻到“为名所累”

考古是一项寂寞而又艰苦的工作，曾经在很长时间里，在社会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不为人所知。随着时代的发展，考古工作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考古发现常常成为文化生活的热点。一次考古，就是一次历史之旅和知识传播。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就是一场文化盛宴。常常是一个发现带来更多的问题。例如，围绕南京猿人化石的考古发现，这些化石为什么历经漫长时间而能保留下来，为什么新的研究又表明它的年龄是在50到60万年，为什么它身上还有着欧洲血统，又是什么原因死亡的。围绕沐英家族墓，媒体在讨论与介绍，为什么在明朝建国后朱元璋对功臣大加杀戮，而沐英和他的家族却能幸免，沐英家族成员为什么在云南死后，要千里迢迢回到南京安葬，他们家族的巨额财富从哪里来。历史上秦桧的功过是非，秦桧、岳飞家族等等，再次成为热烈讨论的对象，网上甚至在辩论秦桧的“政治遗嘱”。

近年来，考古发掘工地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关注的地方。例如对秦桧家族墓的考古，就是如此。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包括海外的多家媒体，都派记者来到考古现场安营扎寨，进行采访。南京本地电视台、报社更是不愿落后，对考古进程进行了详细的大量现场跟踪报道。再加上文物考古爱好者，当时百姓的围观，所带的问题是考古现场人满为患，甚至小贩们在考古工地做起了生意，回答记者的采访，回应社会上对考古发现各种各样的传闻，保证文物安全和防止治安问题成为需要面临和解决新问题。然而，正是这些聚焦和关心，让传统与文化，科学与知识再次走入人们的内心，同时，也让人们进一步接近事实与真相。

五、考古活动和相关文物保护和利用的进步

30年来，考古发掘工件的开展，由原来的被动、孤立的考古活动，变为主动正变为系统的学术研究。原来大量的考古局限于配合经济建设而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考古人员如同救火队员一样忙于应付，限于当时条件与水平，考古发现的古代遗存，如一些古墓葬，在考古清理后，都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对墓葬的清理多数情况也只限于对墓室，而无法关注到墓道、排水沟和周边环境。那时真有点儿象社会上所理解的考古人就是“挖墓的”，考古就是“找宝”。随着社会发展，这种做法得到极大的改变。近年来，考古活动变为有组织、有计划、有课题的研究活动。1999年，《南京市地下文保护管理规定》对有关地下重点文物保护区的规定，建设施工中发现地下文物的处理程序规定，让南京考古进一步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的道路。

对文物的保护也有了重大改进。例如，六朝高崧墓在发掘后，用土回填加以保护。2006年，江宁东吴大墓在进行考古发掘后进行整体保护，并以此为依托，筹建东吴博物馆，以收藏、保护和展示东吴文化。对有代表性的古墓葬，不惜代价进行整体搬迁，运回市博物馆进行保护和展览。考古发现的被誉为“金陵第一路”的台城的御道遗址的最好的部分运回市博物馆文物展厅收藏展览，让人们领略诗人谢眺的诗《入朝曲》中“飞甍夹弛道，垂杨荫御沟”的景象。同时在当时省委书记的亲自关心之下，在南京图书馆新大楼的底层保留了台城遗址考古现场并加以展览，使之与现代化的文化设施交相辉映，同时又与北侧的总统府相映成趣，成为一处著名的文化景观。

考古文物价值的挖掘利用赋予文化遗产以更大的生命力。文物保护与建设和谐社会、文化民生密切相联，对文化遗产的利用，成为南京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亮点。例如，南京已决定利用考古出土的陶人面像，建设南京始祖文化广场， 把六朝祭坛、汤山猿人洞遗址开辟作为旅游文化景观。以出土文物为主的“沐英家族墓文物特别展”，“六朝风采”，“大明都城”等文物展览，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好评，其中“六朝风采”获国家文物局精品陈列展览。市博物馆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多家大中学生的学习基地。南京出土文物也多次赴美国、欧洲、台湾地区展览，成为南京进行文化交流的使者。

30年的物转星移，南京市的考古队伍与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市博物馆考古部为例，考古人员由80年代初的不足10人，增加到近20人，他们来自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考古设备和交通工具也有了较大改善。所没有变的是，南京的考古人依旧辛苦忙碌在城市与田野，依旧常常风餐露宿，与骄阳和寒风为伴，他们忙着并快乐着。

作者：南京市文化局政策法规处  许耀华（2008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