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四古都商业的兴衰及其对建设区域经济中心的启示

杨英法

（河北工程大学，河北  邯郸  056038）

[摘要] 今日邯郸市辖区内存在邯郸、邺城、大名和广府四座古都。由这四座今日邯郸辖区内的古都的历史演变及其商业的兴衰，可以看出一座城镇的兴衰与其商业的高度依存关系。商业活动是一个城镇获得生产生活资料和出售产品的基本渠道，商业兴则兴，商业衰则衰。邯郸已确立建设成为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区域经济中心乃至文化中心的宏伟目标，这就必须大力发展邯郸的商业，为商贸活动提供各种便利。因商业活动的兴盛依赖于便利的交通、当地物产的丰富，社会地位和知名度的提高会使其更上一层楼，而好商善商文化的形成会使其具有长久的动力支持。因此，邯郸推进商业的发展，一要进一步加强交通建设，使交通更加便利；二要提升产业层次，改善产业结构；三要练好内功，做好对外宣传，提高社会地位和知名度；四要搞好商业文化建设，培育好商善商文化。

[关键词]邯郸；古都；区域经济中心

一、今日邯郸市辖区内四座古都的历史演变

今日邯郸市辖区内存在邯郸、邺城、大名和广府四座古都。

邯郸为战国时期赵国的都城。公元前386年（赵敬候元年），赵敬候平定公子朝叛乱后，因都城中牟在叛乱中损毁严重，且地近魏国，容易得到支持公子朝的魏国的侵犯，故迁都邯郸。此后历经成侯、肃侯、武灵王、惠文王、孝成王、悼襄王、幽缪王，直至公元前228年秦军攻破邯郸，赵国在邯郸共历8代国君，建都158年^[1]。赵都邯郸在赵武灵王时期达到了其鼎盛时期。赵武灵王实施“胡服骑射”，北略中山，骧至燕代，雄踞中原，使邯郸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秦汉时期，邯郸虽已不是国都，但也仍是全国名城。秦统一中国后，为天下36郡之一邯郸郡的治所；西汉时期，是除都城长安之外，与洛阳、临淄、宛、成都并称的“五大都会”之一。

邺城为邯郸市辖区内建都时间最久的古都。东汉末年，邺城为冀州刺史治所，先后为韩馥、袁绍所居，并得到进一步营建。公元204年，曹操破袁尚，居邺城，领冀州牧，开始大规模营建改城。著名的铜雀、金风、冰井三台即在此时筑成。公元213年曹操封魏公，以邺为魏都。公元216年曹操进封为魏王后，又以此为王都。曹丕称帝洛阳后，又与洛阳、长安、许昌、谯并定为“五都”之一。曹魏对邺城的建设是邺城作为都城建设的起点。公元335年，后赵皇帝石虎将都城从襄国（今邢台市）迁都邺城，对邺城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冉魏、前燕这两个短命朝代，也将邺城定为都城。公元534年，北魏从洛阳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又对邺城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继东魏而起的北齐也以邺城为都。总之，在曹魏之后，邺城历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五代，均为都城，辉煌时期长达370余年。人口达百万之众，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大都市。可惜的是，邺城在580年8月在北周权臣杨坚平定相州刺史尉迟迥之乱后焚毁，城内居民全部被南迁45里，导致彻底毁灭^[2]。

邺城虽彻底毁灭，但其东南的大名却因大运河的开通、漕运的发达而勃兴。自三国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至民国26年（1937年）“七七事变”的1700年间，大名先后是郡、州、府路、道的治所，为天下闻名的大都市。大名在历史上也曾短暂作为国都、长期作为陪都。大名历史上曾两次短暂作为国都，第一次是五代后唐，晋王李存勖于公元923年在此登帝位、建都城，建后唐，都名东京，年号同光；第二次是叛宋降金、被金封为藩国大齐皇帝的刘豫，建都大名府，都名北京。大名作为陪都的历史很长，有7次之多。第一次是战国初期，魏武侯以邺为别都。第二、三、四、五次是五代时期。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都曾将其作为陪都。在五代短暂的53 年(907 年—957 年) 中，魏州城作为当权者的北方陪都约40 余年。第六次为宋仁宗为防少数民族辽契丹的侵扰，于庆历二年(公元1042 年)采纳吕夷简的建议，将大名府升为陪都，钦定大名府为北京。北宋期间大名府作为陪都凡70 余年，为巩固北宋中央集权，抵御辽兵入侵，留下了不朽篇章，成为其陪都历史上最长、最辉煌的一页。第七次是叛宋降金的大齐皇帝的刘豫，在迁都汴京后，仍将邺城作为陪都，称北都。从金以降，大名府在北宋以后，虽因失去军事重镇的作用，且数罹兵燹、水毁，多有残毁，走向衰落，失去陪都的地位，但也一直为路、府、道、专区治所所在地。这在全国地级市中是绝无仅有的^[3]（P9）。

另外，太极名城广府镇虽没有作过正式政权的都城，但却作过隋末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建立的大夏政权的都城。窦建德于618年称夏王，建都乐寿，国号夏，公元619年迁都洺州(广府)。窦建德在城内建万春宫，设置百官，分治郡县，并推行了鼓励农桑，减免赋税，保境安民的政策，赢得了部下和境内百姓的爱戴。在此期间，大夏国的农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境内社会秩序安定；军队亦扩充到了20多万人。窦建德以广府城为中心的政权在与宇文化及和唐军逐鹿中原的战争中多次取得过重大胜利^[4]（P33）。

二、邯郸四古都历史上的商业兴衰

城镇是一定区域内的人口集聚地。城镇人口的众多必然带来对粮油、布匹、食盐、装饰品及其他消费品的大量需求，从而带来商业的繁荣。如果城镇附近有某种矿产，如技术能力达到，必然会被开采利用，带来采矿业、冶炼业及金属加工制造业的兴起，从而产生大量的生产性需求，促进该城镇商业的进一步繁荣。城镇人口很少进行农业生产，其粮油、布匹、食盐等基本的生活资料，除少数靠国际征收外，绝大多数也必须靠商人贩运而来；城镇生产的兵器、生产生活器具、工艺品，也必须由商人贩卖出去才能收回成本并实现增值。因此，城镇的兴旺状况与商业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相互依存，共生互动。一方面，城镇为商业提供了社会需求和适宜场所；另一方面，商业也为城镇提供了各类产品和发展动力。因战乱、地震、河溢、火焚及行政机关的迁离而导致城镇衰落后，当地的商业也会一落千丈。邯郸、邺城、大名、广府都是商贾云集、店铺林立的商贸重镇，但在邯郸丧失国都、郡治地位，邺城被焚，大名被淹，广府县治迁离后，当地商业也便衰败不堪。同时，若因交通中断、物质匮乏及政策阻止而使商业活动难以开展后，城镇的发展就会缓慢，甚至出现衰退。如大名因大运河的修建而兴，又因黄河、漳河、御河(卫河) 连年泛滥，运河的淤塞而衰。城镇的命运与当地商业的荣衰息息相关，探讨清楚二者间的关系，不仅可更好地解释历史，而且对城镇的规划和当地经济发展皆有启发作用。

一个城镇的商业能否兴旺，取决于好多因素。但以下几种因素是至关重要且直接的因素。（1）交通状况。商业活动是个运进外地物质又运出本地物质的物质交换活动，与农业相比，物质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必须借助于便利的交通才能运转。商业大都市都处于交通枢纽地位。交通枢纽，古代更多地依赖于自然条件，近现代则主要依赖于路网的建设。如战国、秦汉时代邯郸的兴起，便依托于其邻近太行八陉之一的滏口陉并处于太行山东麓的南北大道上。邺城的兴起，依托于其邻近漳河和滏口陉。大名的兴起与大运河的开通密切相关，借助于处于大运河永济渠的枢纽中心。（2）当地物产状况。本地有丰富的物产，才有换取外地物品的资本。本地如物产贫乏，拿什么和外地交换呢？本地物产的丰富是商业大都市产生的基本条件。邯郸一带襟带山河，表里形胜，土地肥沃，又有丰富的煤铁资源，这就使邯郸一带不仅具有丰富的农产品，而且有丰富的矿产品、金属冶炼品、生产生活器具、兵器和装饰品。古代邯郸、邺城、大名乃至广府的兴起，明显依托于邯郸一带物产的丰富。（3）社会地位。一个城镇如被定为某种行政中心，必然带来行政机关的入驻、军队的驻扎、人口的增多、能工巧匠的集聚、服务业的兴盛等一系列效应，会使当地的工商业锦上添花，更加繁荣。如古代邯郸、邺城、大名乃至广府的兴起，虽主要凭借当地交通的便利、物产的丰富，但邯郸成为赵国都城、邯郸郡治所，邺城成为冀州刺史治所、曹魏王都及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的都城，大名成为安史之乱后“河朔四镇” 四大强镇之首的魏博镇的治所、后唐和大齐的都城及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大齐的陪都，广府成为窦建德大夏政权的都城及广平府治所后，无疑使其商业更加繁荣、辉煌。（4）文化状况。如果政府鼓励经商，为商业活动提供政策激励、资金支持，居民又喜好经商、善于经商，也即具有好商善商文化的话，就会为商业的兴盛提供持久动力，有力地促进当地经济的繁荣和城镇的兴旺，甚至会催生出新的城镇，即便行政机构迁离，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当地经济的繁荣，城镇仍会保持繁荣兴旺；如没有这样的文化，行政机构一旦迁离，当地经济便会急剧衰落，城镇便会萧条破败。1956年底三大改造完成至1978年底改革开放开始这一段时间，因推行计划经济体制，严厉禁止一切私人交易，商业活动急剧萎缩，导致我国的城镇化率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上海这座解放前的国际商贸、金融中心也风光不再，为香港所取代。而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城镇化率大大提高，城市规模急剧扩大，并且出现了好多国家未曾投资的、由民间的商贸活动直接催生的城镇。如由于温州人特别善于经商，温州的城镇化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迅猛增长的势头。上世纪80年代后期，温州由当地务工经商农民兴起了一股农民造城运动，出现了龙港、柳市、桥头等一批农民工商城市，会聚集中了一批较具规模的农民工商企业，形成了繁荣的专业性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并带动运输、信息、商业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成为当地乡镇企业的聚集中心和辐射中心^{[5] (p24)}。

邯郸、邺城、大名和广府，由于占据交通要道、当地物产丰富，又曾作过国都及州郡、府道治所，在特定条件下政府也支持经商，居民也有经商风习，历史上商业都曾一度极为繁荣。邯郸，战国时期即是商业繁荣的大都市，手工业、冶铁业、铸造业兴盛发达。秦国商鞅变法后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而赵国却是大力推行农工商并重的政策，允许民营工商业的发展，允许集市贸易的开设，邯郸居民也喜好投机取利。这使邯郸的商业极为繁荣。如赵国有名的实业家“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邯郸卓氏（汉代卓文君之先人）也是以冶铁致富的典型。还出现了象吕不韦这样能赢利“百倍”、“家累千金”的大商人。赵国灭亡后。邯郸虽失去国都的地位，但仍经济繁荣，“富冠海内”，为“天下名都”，成为西汉时期的“五都”之一。

邺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进入世界大城市之列，有百万人口，是国际性的大都会、邯郸平原南部最大的工商业都市，工商业极为繁荣。《隋书·地理志》便说：“魏郡，邺都所在，浮巧成俗，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丽相高，其性所尚习，得京洛之风矣。”也就是说，北朝中后期，其繁华的程度可与洛阳比美。邺城作为东魏北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形成了独特的风俗文化，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浮巧成俗”和“邺都俗薄，旧号难治”，以至“天公无奈何”。邺城“俗薄”的具体内容主要有“人情险波”、“妄起风谣”和“诉讼官人”等三个方面。其文化性质就社区而言属于都市文化，就经济而言属于商业文化^[6]（P96）。这种风俗的形成，无疑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大名在唐末藩镇割据及五代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政治地位的提升，逐渐形成华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都市。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大名在唐末、五代时期，不少人称之为邺都，但这个邺都是大名，而不是邺城。邺城在580年8月北周权臣杨坚平定相州刺史尉迟迥之乱后，被焚毁，彻底毁灭了。大名（即邺都）工商业的繁荣，文献中多有记载。如：《旧五代史》卷七五《晋书·高祖本纪》称后唐长兴年间“时邺都繁富为天下之冠，而土俗犷悍，民多争讼”。大诗人李白来此游历时，曾赞叹道：“魏都接燕赵，美女夸芙蓉。淇水流碧玉，舟车日奔冲。青楼夹两岸，万室喧歌钟。天下称豪贵，游此每相逢。”高适也曾赋诗道：“魏郡十万户，歌钟喧闾里。”敦煌所出S529 号文书，五代后唐时期的《诸山圣迹志》也称：“南行三百里，至邺都，即魏府也。管七州五十余县，府城周围一百二十里。寺院大小一百余所，僧尼七千余人。并于此处建国。土出绫罗，多丰繁，平原险陆，左右山川，商贾填便，不殊镇府也。” ^[3]（P10）由此足见，大名经济繁荣、工商兴旺，为时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广府镇的规模虽然比邯郸、邺城、大名为小，但毕竟作过曲梁县、邯郸郡、广平府的驻地及窦建德大夏政权的都城，是方圆三百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其商业也是相当发达的。尤其这里是杨氏太极拳和武氏太极拳的诞生地，是人们心中的太极圣地，带来武术器材、武术教授和医药市场的繁荣，创出了一些知名品牌。如城内的太和堂药店便与北京同仁堂、天津达仁堂齐名，名闻遐迩^[4]（P33）。

可惜的是，四个古都的商业后来都失去了往年的辉煌，变得萧条冷落了。虽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国都地位的丧失、行政机构的迁离、战争的破坏及交通要道的转移，但之所以衰落得这么厉害，无疑与缺少文化的支持有密切关系。自从西汉武帝（公元前157-87年）垄断盐铁、创轻商、贱商、反商政策以来，历代官府都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得广大居民都形成了鄙商轻商的心态和习俗，以耕读为荣，而以经商为耻。人们不去经商，势必加剧商业的衰落。虽然邯郸、邺城、大名的居民当时具有“仰机利而食”的风气，颇善经商，但这些原住民大多在战乱中死亡或逃离，现今的邯郸人口大部分并非古代邯郸人的后代，而是在明初大移民时由山西洪洞等地迁移来的。这些人来自闭塞的黄土高原，并无经商习俗，更使邯郸一带居民更加鄙商轻商了。民间商贸繁荣的景象，大多昙花一现般出现在政局混乱、监管松弛、民间活动自由度较大的“乱世”。一旦大局底定，皇权巩固，就又开始限制商贸活动了。在这种政策和习俗下，四座古都商业的衰落势不可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