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评中华文化标志城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的话，7年前，邹城和曲阜合并的计划是确有其事的。但是，那时似乎只是一个在鲁中地区建设一个大城市圈的想法，最多是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计划，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施展出旱地拔葱的功夫，冠以中华文化标志城，甚至“文化副都”这样的大帽子。

当年虽然有60余位院士联合签名，但是，理工科出身的院士，无论如何都创造不出如此骇人听闻的文化概念。也许当初的院士们谁也想不到，一桩被打入经济发展冷宫的陈年旧案，一旦被文化附体，竟然就此复活，并且让人着了魔。我们不得不佩服以葛剑雄教授为首的复旦文科专家点铁成金的手段。

葛剑雄教授素来是我比较敬重的一位学者。在当今中国的学人中，学问做得出类拔萃同时又在大众媒体上扮演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人并不多，葛教授算是一个。不过，这次，身为复旦大学《中华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课题组首席专家的葛剑雄教授，却令我大失所望。

这项浩大的形象工程除了挥霍金钱之外，对社会来讲似乎并无多少实际的价值。明明是有些人想立牌坊，而我们的教授竟欣然受命做起了设计师。在一个常人的眼中，要认清如此复兴传统文化的荒谬之处，似乎也不是多么困难的问题。那么，葛剑雄教授们到底是真不明白，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作为一位有着很高社会声望的知识分子，何以会丧失原则和立场？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将涉及此事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所犯的愚蠢错误，归结为利令智昏。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对于葛剑雄等知识精英来说，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来自于他们自身以及社会的犬儒主义。

第欧根尼时代的古典犬儒主义，将自我的道德原则与愤世嫉俗、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在其玩世不恭的言行背后，是对世俗观念的激烈批判。后期的犬儒主义者依旧蔑视世俗的观念，但是却丧失了赖为准绳的道德原则。现代犬儒主义在徐贲看来，则“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犬儒主义有玩世不恭、愤世疾俗的一面，也有委曲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它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而另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的犬儒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明明知道是假的，却依然奉假为真。其深层的原因，乃是知与行的分裂。

当犬儒主义作为一种绝望之后的消极状态，尚可以让人理解。而后边所指的犬儒主义的表征则恰好在葛剑雄教授身上表露无遗。建造“中华文化标志城”和“文化副都”这些大而空的概念，经过葛教授之手，则将被填进不止300亿元人民币的“干活”。这不是奉假为真又是什么？在犬儒主义者看来，也许重要的不是真不真，而是做不做。

“中华文化标志城”事件，不过是再次让我们清晰地观看了一遍，犬儒知识精英与政治犬儒主义的需要苟合在一起，玩弄意识形态的过程。葛教授们实际上也成了政治犬儒主义创造新说法和提供给民众新的意识形态的操盘手。如果，考虑到政府内部人才匮乏以及由学者出面更具权威性等现实因素，这种政学两界的结合就存在必然性的关系。所以，这个事情不在于是不是葛教授，也不在于复不复兴传统文化，关键是政治犬儒主义需要为这个社会制造一粒新的春药，让大众跟着他们一块“犬着”、“儒着”、“没有其他主义着”。虽然药效很快会过去，但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2008年03月06日10:04 深圳商报 作者：于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