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柏杨，发一篇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

丑陋的中国人 柏杨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後，美国国务院拿来做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全国各阶层的朋友。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听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笫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讲演，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麽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後，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着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後我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後，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後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麽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