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2006年的中国媒体，人们不难发现一个变化，娱乐化趋势速度明显加快。“超女”仍然继续，“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舞林大会”等新的电视选秀节目风起云涌；除此之外，网络、报纸等其他媒体也显现出更为明显的娱乐化倾向。面对媒体狂欢的现状，究竟应当何去何从？

2007年1月12日，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新闻系、广播电视系举办了“中国媒体的娱乐化趋势”学术沙龙，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旦教授主持，与会学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媒体的娱乐化趋势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泛娱乐化”使新闻与娱乐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陆晔教授）

广播电视媒体的“泛娱乐化”趋势对电视新闻的影响很大，归纳起来有三大问题。第一，电视新闻内容的软性化和边缘化。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的深度报道栏目《1/7》，近几年收视率最高的节目选题都相对软性和边缘。这是一个无奈之举，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观众在选秀节目的诱惑下，对新闻节目作一些视觉停留。新闻节目和娱乐节目，特别是选秀节目，被放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这很不公平，使得电视新闻的软性化和边缘化成为一种必然选择。第二，新闻表达方式的选择。当新闻节目需要在与大量娱乐节目的竞争中立足的时候，怎么“讲故事”才更好看，就成了关键问题。一些原本在新闻节目中应当非常谨慎使用的技术方法，一再被记者拿来作为增加节目好看度的手段。以“情景再现”为例，这种表达手段已经从电视纪录片拓展到法治节目，然后拓展到新闻专题。也就是说，在新闻节目中对于缺失的新闻现场，会运用一些动画模拟的手段来帮助观众去理解，比如车祸、事故。但是今天的“情景再现”已经是发展到有很多主观视角的拍摄，这样的拍摄究竟还是不是新闻，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三，新闻从业者职业身份的重新认定。当一名记者、新闻主持人在屏幕上献艺于“舞林大会”的时候，其身份是职业记者还是明星？其专业威信又如何树立？“泛娱乐化”使新闻与娱乐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在这种趋势下，单靠专业理念来坚守行业底线，也变得越来越艰难。

从“新闻娱乐化”到“娱乐新闻化”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志安博士）

2006年新媒体娱乐化不同于以往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从原有的“新闻娱乐化”向“娱乐新闻化”转变。传统的“新闻娱乐化”主要体现在传媒版面上娱乐新闻的增多或硬新闻的软化，而2006年新浪等网站开设的“明星博客”，直接以新闻的方式，使八卦式的娱乐信息乃至传闻直接以新闻形式发布出来，并且在最重要的版面上吸引网民阅读。这种“娱乐新闻化”的变革使传统娱乐新闻发生三个改变。第一，操作理念上从以新闻为导向转变为以娱乐为导向，因为娱乐资讯最能帮助网站制造点击率、提高广告效益；第二，制作发布上，借助博客这个载体，从主要靠转载、整合传统媒体二手信息的方式，转变为娱乐新闻的原创性生产；第三，网络娱乐新闻的运作机制，逐步形成整体化、组织化的特点，甚至逐渐成为网站发展的重要战略。同时，将博客内容直接作为娱乐新闻的生产方式，把关过程比较松散、层级很少，新闻选择的价值标准主要是趣味、煽情和眼球效应，网站也会有意“制造”新闻，很多假新闻就是这么出笼的。

从这类“娱乐新闻化”的传播效果看，以年轻网民为主要受众，博客式阅读成为他们生活方式的组成，比传统的娱乐新闻获取方式更具忠诚度，更有互动性。这种改变使娱乐新闻越来越多地占据年轻人的视线，改变他们日常生活形态和思维观念，让人们在娱乐温床中减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对理性思维的形成、对公民意识的培育。传统媒体提供的事实及真相，将更难被广泛传播，相反，娱乐却可以通过系统化、组织化的网络传播策略肆意泛滥。

媒体娱乐化是一种新的剥削和控制形式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戴元光教授）

最近十几年，只有几件事情，我们的电视超长时间直播。比如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现在创纪录的是东方卫视的“加油，好男儿”决赛，连续直播17小时。

首先，娱乐化是一个国际性课题，要放在国际背景当中去研究，中国传媒当前的娱乐化问题则更为突出。当代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称之为一个非理性的浮躁社会。资本家在过去是通过有规则、赤裸裸的方式剥削人们。而今天，媒体的娱乐化成了另一种剥削和控制形式，人们变得非常主动和快乐地让媒体从他们的口袋里掏钱，这是现代社会一个新的经济掠夺方式。第二，随着社会发展和个人的自我膨胀，造成人们缺少本真，缺少理想，从而变得浮躁。女大学生可以不交学费而去花4000多元钱为“超女”投票，年轻人纷纷跟着娱乐的指挥棒跑，就因为好玩，不去想更多。第三，当今中国是“士大夫”社会的延续，并不是一个市民社会，而科技又在飞速地发展，对于社会的急剧变革，人们在心理上和思想上都准备不足，无所适从，这也是盲目消费的一个原因。

我有一个博士生写论文，到湖南农村做调查有一年多。湖南卫视的娱乐节目是最发达的，但是很多农民根本不看，宁愿去烧香、赌钱、赶庙会。我认为，这一方面是表明当地文化落后，另一方面是说明电视媒体反映的不是他的生活，与他们的生活格格不入。

娱乐化并没让受众得到更多解放和审美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曹晋副教授）

传播业的结构是社会结构决定的，娱乐的泛化就是市场的深化。娱乐泛化服务于收视率或发行量，而收视率和发行量有两个作用：对内，它是产业评估的衡量指标；对外，在传媒公司跟广告商谈判的时候，它又是一个重要的谈判筹码。所以说收视率和发行量本身就是商品，媒体的经营目标就是要让这个商品产生更大的利润，娱乐化便成为资本的扩张和积累的有效手段。从改革开放后到今天，娱乐化的趋势使我们“去政治化”了，娱乐的功能已经超过了健康审美的尺度，带来了很多问题。人们必须学会消费和娱乐，在工作之余也不能脱离社会工具关系的束缚。例如，娱乐化把妇女作为有效工具，用色情化来达到娱乐化；新的消费主义让妇女有更沉重的负担和更多的经济责任，今天，妇女在媒介再现中受到更多的压制和剥削。娱乐化并没有让受众得到更多解放和审美，而是更加被资本垄断和控制。还要注意的是，西方的娱乐化是媒体“去国家管制化”之后，因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规则的普遍推进而得到强化。来自业界的专业主义作为新闻人自律的操守，不可能抵御媒体彻底商业化的侵袭，新闻与娱乐的界限日趋模糊，作为具有反思性的业界人士和高校的学者有责任揭示媒体娱乐化的种种迷思，培育受众与新闻工作者相互支持的感知结构与能力。

泼出去的是污水，收获的却是真金白银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李良荣教授）

对中国媒体的娱乐化现状有两个假设。第一，娱乐节目收视率很高，媒体能够从中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同时又能满足大众娱乐的愿望，从而乐于制作播出更多的娱乐性节目。比如有些省级卫视打麻将、打扑克的节目，收视率竟然超过20%。

第二，中国媒体的娱乐化既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又是一种主动行为。所谓“无可奈何”是因为我们的传媒在时政新闻领域有禁区，似乎只能往娱乐化方向走；所谓“主动行为”是指娱乐化本来就是一个世界性的狂潮，这样的选择在时代背景下有其主动性。我国媒体从90年代初，以《正大剧场》为标志开始制作娱乐性节目。今天，娱乐节目越来越平民化，其特征可用“平民狂欢”来形容。对娱乐化的思考，可以从政府、媒体和受众三者博弈的框架中进行探讨。以电视台为代表的媒体搞娱乐化，能够获得大量利益，自然是愿意做下去的，而政府态度如何值得深思。受众对娱乐化的需求，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在传媒面前，受众是相对弱势且无反抗之力的。如果这种低俗之风继续下去，将会产生极其严重的“负外部效应”，也就是说，媒体在娱乐化过程中，向社会泼出去的是污水，自己收获的却是真金白银，其后果却全部由社会来承担！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规制与市场双重失灵，现在的媒体就其改革来说是毫无方向，必将加速往娱乐化方向走。

媒体不要低估受众的智商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刘海贵教授）

新闻传媒的娱乐化应该肯定，而“泛娱乐化”则应当否定。中国受众长期在新闻媒体“假大空泛”和说教报道的影响下，自身呼唤新闻的娱乐化，呼唤更多轻松、活泼、愉快的娱乐节目，自然容易形成今天追捧娱乐节目的情形。另一方面，对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媒体根据市场的需要，为了提高发行量和收视率，做出娱乐化的选择，这在一个时期内，一定范围内是解决问题的。但即便是对症下药，一旦过量就会引发新的问题———泛娱乐化，就成了一剂“毒药”。最近美国有研究数据表明，由于美国新闻业娱乐泛化问题日益加剧，媒体的公信力正在逐步下降。而国内调查数据也表明，人们在轻松接受娱乐节目的同时，却对节目本身嗤之以鼻，公众对媒体的期待值和接受度都在下降。可以从两方面去努力改变“泛娱乐化”的影响。其一，应当采取措施加强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其二，则应当尽快加强新闻立法。

娱乐化是个复杂问题，不可一概而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孙玮教授）在现代娱乐业，传媒已经成为中心环节，要以现代性的纬度去看待传媒的娱乐化问题。比如2005年“超女”事件重点集中在想象民主，而2006年的选秀节目主题则变为平民的“出人头地”，就像“我型我秀”的口号“平凡人也能做大事”。如果在现代性的纬度中观照，这两个主题对于当代中国社会都是有极其丰富的意义的。传媒的娱乐化趋势需要分门别类仔细讨论，比如新闻娱乐化、“选秀”节目、“恶搞”、易中天等传统文化的电视解说，等等，对于当前中国的现代性展开的意义丰富，差异很大，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简单地以西方理论做极端化评判。

对于传媒娱乐化趋势，知识分子和媒体应该有充分的反思和警醒，知识分子必须要大声疾呼，启发公众对这个现象的认知和理解。结合中国的特殊性，媒体可以从三方面进行反思：第一，中国媒体必须承担起民主启蒙的责任，即便是娱乐节目也不能例外。传媒是公共资源，应当体现公共利益，而不是为小集团谋利的赚钱工具。娱乐化趋势下，传媒作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获得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有很大的政治利益。传媒的公共性究竟体现在哪里？第二，传媒应当是文化趣味的引领者而不仅仅是追随者。媒体应当承担起文化建构的职责，但是现在的媒体还没有这个能力，更令人担忧的是，媒体似乎根本没有这个意识，没有意识到媒体在塑造时代精神、建构人类文明方面的重大作用，而是仅仅从经济角度思考问题，缺乏文化和审美的思考纬度。第三，媒体的文化生产非常单一，不够多元化。满足大众需求是传媒娱乐化狂潮的最大的一个合法化理由，但事实上很多层次的大众需要还远远没有被满足。

我们的理解与实际也许有很大差异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洪兵副教授）

《纽约时报》近期的一篇书评对爱德华·默罗进行了重新评价。之前人们所熟悉的爱德华·默罗是作为电视新闻从业者的典范，体现着向权威质疑等一系列品质。而这篇评论认为，其实他对于美国电视新闻业更为深远的意义是，把新闻和娱乐第一次结合在一起，美国新闻业的娱乐化因素从此不可剔除，两者之间成为一种相得益彰的关系。这个观点给我们的启发就是，新闻和娱乐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是否新闻与娱乐边界的模糊就是对新闻的伤害？或者从另一个途径来讲，现实受众的人格结构、行为表现或认知与我们所理解的受众对媒介的接触和社会实践之间也许有很大的差异。近几年，受众领域出现诸如“馒头血案”等各种恶搞事件，说明即使是在政府与媒介的控制格局下，大众依然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和途径去表达。

应防止居高临下的批判（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殷晓蓉教授）像《舞林大会》这样的选秀节目，容易受到教育水平或社会地位较低的受众的欢迎，他们数量大、分布广，是收视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由于各种原因，年轻人群体对电视的娱乐化趋向也持有复杂的态度。当代批判学派的一个观点认为，媒体的发展取消了过去泾渭分明的受众结构，即软性与硬性、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分野。娱乐化使这种分界模糊，而现在的年轻人一定程度上愿意有更多的模糊性和选择性。传媒的娱乐化趋势会抹平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们之间的差异，并有向低端靠齐的倾向。同时，在反对娱乐化的声音当中应当有区分。纯粹精英主义的观点有宏观视野，但应防止都是居高临下的、在事件之外去批判娱乐的低俗。在有些场合下，考虑到受众选择的有限性，以及传媒的功能与特性，让受众在获得娱乐的同时又能保持警觉之心和清醒的头脑，则是更现实和有效的。

解决娱乐化弊端要靠制度安排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郑涵副教授）

西方的娱乐业在进入公共表达领域时，是受到法律的不断保障和约束的。比如珍妮·杰克逊在电视直播中出现“露乳事件”，马上有观众抗议，甚至提起诉讼。而在中国，娱乐进入媒体过程中既没有法律的保障，受众也诉讼无门。从新闻的层面来讲，中国的媒体从业人员将新闻职业道德放在一个相对很低的位置，从业人员本身就认为坚持职业道德没有太大意义，选择娱乐化似乎没有观念上的障碍。如果一个行业的专业队伍没有形成统一，那就很难去坚守一个共同的行业理念。中国在现有条件下，尝试对公共领域进一步建构也是有可能性的，对西方在公共领域建构的具体经验，比如英国的报业评议会等制度不妨有所借鉴。尽管如何建构以及这种机制的效果还可以进一步研究，但这种努力的本身是有价值的，至少能在结构上加以平衡，起到约束的作用，并进一步影响到现实层面。

英美传播学界研究娱乐化现象的几种路径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杨击副教授）

英美传播学界研究娱乐化现象有几种不同的路径。路径一：在传统的媒介社会学框架内。它的核心问题是，政治传播领域的确切边界正在消失，娱乐和政治的二元对立是不是在终结、该不该终结？一方面，流行文化进入政治，使得传统的政治领域不再坚硬；另一方面，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政治化。其后果就是，热心政治参与的受众无法从媒体上得到适当的政治参考信息。路径二，在人类学的范畴内。这一范畴拒绝仅仅把娱乐当作政治传播的一种形式来研究，反对过分关注权力、影响力和对大众的操纵等问题，反对对消费行为展开过度政治化的解释。相反，这一路径更多关注娱乐的本质，强调娱乐当中那些能够使人对其“惬意地保持注意力”的东西（《钱伯斯词典》对娱乐的定义）。一些研究认为，娱乐是一种具有长久历史的人类社交活动，并非大众媒介的产物或者结果，而政治传播无法对这种社交活动做出适当的解释。在这个范畴内，可以更多考察这种娱乐化产品及其消费到底给受众带来了什么样的文化经验。路径三，在产业经济学的范畴内。这种路径是从商品出发而不是从传播出发来研究娱乐，即，如何从不同的社会活动和家庭愉悦中赚钱。

回到国内现实问题来看，我们通常是在传统的媒介社会学范畴中去解读娱乐的政治意义，但我国和西方在研究背景上存在很大差异，我国不存在英美意义上的“政治和公共事务报道”，不存在西方专业主义媒体所诉诸的政治报道的传统和精神。在这种不同语境中，我们如何借鉴他们的视野和路径？如果我们强调不同语境中新闻文化也有各自不可通约的特性，那么，“如何借鉴”这个问题本身都有被取消的可能。而无论问题成立与否，娱乐化之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主要后果恐怕还是强化了政治上的犬儒主义。

与其泛泛而谈，不如着手个案研究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郭可教授）

与其泛泛而谈，不如着手进行个案研究。综合量化和质化研究方法，对当下中国传媒娱乐化的程度做出一个判断，以及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媒体泛娱乐化趋势、唯收视率是瞻的。我们在借鉴国外的研究范式时，必须注意到中国的现实和特殊性，中国的媒体是如何迎合受众的口味，同时又如何坚持维护公共利益，这些都可以通过个案的研究看个明白。

来源：人民网--新闻记者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乐晓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