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一直处理得不理想。不是和政治过于紧密，成为了政治的传声筒，湮没了艺术自己的特性；就是走向另一个极端，远离崇高一般，企图远离政治，或和政治拉开遥远的距离。其实，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而在我们建国以来近60年的历史中，有过不少这样两种先例。

今年汶川地震震撼着亿万人的心，让许多艺术工作者重新看待并反思自己的艺术创作，从而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激情，投身到抗震救灾的第一线，发自真心地渴望拿出和这场抗震救灾相关联并相匹配的作品来，无疑，这是我国文艺很可观并让人振奋的景象。只是突然那么多的艺术创作者蜂拥而至，据说仅影视创作的剧目就达20多部，这样扎堆儿的景象又实在值得警醒。难怪成龙感叹并告诫即使拍出来的也是烂片。这样告诫并非泼冷水，艺术创作需要激情，但也同样需要沉淀，需要积累，需要思考，需要厚积薄发，这些经验之谈，并不因为是老话重提就没有道理。

近日，以抗震救灾为题材的话剧仅在北京就有人艺和国家话剧院两台，分别在人艺剧场和国家大剧院上演。人们不免为这样的急就章的艺术水准而担心，参加人艺话剧演出的朱旭老爷子，站出来为其辩解说，配合政治任务的演出，人艺有传统，当年老舍先生的《茶馆》最初也是为配合选举创作的。朱旭老爷子说的没错，当年老舍先生最初写《茶馆》确实为配合选举，但后来他写着写着就偏离了选举，轻车熟路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生活领地，和选举已经是南辕北辙。《茶馆》的成功，恰恰说明急于配合任务往往会欲速不达，而长期生活的积累和思考，尊重艺术创作的自身规律，才有可能让艺术之花适时盛开。

文艺创作的各种门类有其各自的创作规律，此次抗震救灾，诗和报告文学冲锋前线，应该责无旁贷，而且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刻。但是，那么多剧组在剧本还没有的情况下就匆忙奔赴第一线，在余震不断的现实里，无论扮演灾民或救灾者，还是执导摄像机调动拍摄虚构的场面，尽管勇气可嘉，心情可敬，但总显得并不那么合时宜。地震现场不是摄影棚和影视基地，更不是片场、秀场和赛场。人们迫切需要的并不是看到他们的生活再现。艺术给予人们的，应该是更高一层次的审美和思索，而不仅仅是现在进行时态的照相式的写照。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的书记员，但这个书记员并不等同于新闻记者和报告文学家的现场即时报道。

如此多影视创作组集中于抗震救灾这一题材，难免萝卜快了不洗泥，人们担忧其艺术水准，也是可以理解的。套用本雅明的话说：大规模的传播意味着内容被非语境化。也可以说如此规模的抗震救灾的剧目，内容被非语境化，便是很可能改变了我们的原初意义，降低了内容的有效性。还是本雅明说：过度使用和不断重复，而使得其意义被排空。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不要仅仅出于激情和好心，而没有把事情做好。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雨果创作反映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长篇小说《九三年》，是在1793年之后81年的1874年才完成的，而在雨果着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并不是倚马可待，急于出手，争先抢时间，而是经历了多年的案头准备和反复思考，才得以最后完成。雨果在这部反映那场风云激荡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长篇小说中，并不是仅仅只有场景的激情再现和对革命的单纯讴歌，而是融入他对那场革命的深刻思考，至今让我们读来仍然感到惊心动魄，这部小说的价值更在于对我们心灵上的震撼和思想上历久常新的启迪。

我们自己的事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例证。非典期间，也曾经急匆匆上马几部影视剧和话剧，都是出于激情和真情，但基本没有什么成功之作，时过境迁之后，人们几乎连剧名都忘记了。这次抗震救灾之中，本来应该最快也最容易涌现的好的歌曲，也实在是寥若晨星，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出现如1984年非洲饥荒之年，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纳多·里奇创作的《天下一家》那样的作品，其普世的思想性与真挚的艺术性，至今并未过时，依然魅力常存。而在我们的各种赈灾义演晚会上，人们更多唱的并唱得激荡人心的，还是《让世界充满爱》、《感恩的心》等几首经典老歌。

经历了若干政治运动和斗争之后，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虽然屡经挫折，但在国难面前，依然满怀赤子之心。只是在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方面，我们依然没有很好的处理经验。我们激情有余，理性欠缺，人们要求文艺工作者的不仅仅是拥有勇气和激情，更需要文艺工作者对这场大灾难的深刻思考，和对这场大灾之中我们民族精神的重铸，以及对这场重大的民族记忆的整理和存留。面对这场灾难中压在废墟中死去的8万生命和救灾现场上牺牲的英雄，还有那些地震中的幸存者，若不辜负他们，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便不能够仅仅满足于新闻式的现场报道和卡拉OK式的即时歌唱，而应该沉潜下心，创作出对得起伟大人民和无愧于时代的作品。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在后面，我们不必过于心急。抗震救灾是一项长久的工作，文艺创作更不仅仅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考验我们的马拉松。

2008年07月11日  来源：《学习时报》 肖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