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柏杨这个名字，还是在初中时，那时正懵懂，关注内心世界要远多于身外事。现在人们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通常会加注“热烈”“激情”等沸腾的词汇，而柏杨一句“丑陋的中国人”，无异于兜头浇下的一瓢冷水，这瓢冷水掀起的柏杨热，使得他的名字成为当年大陆文化阶层熟知的核心词汇之一。柏杨的这句名言，对一个在接近于无限纯真的环境中成长的初中生来说，它带来的刺痛感是陌生而新鲜的。

柏杨先生走了，而中国人依然丑陋。“我之所以敢指出中国人的缺点，正因为我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你们所看到的，多是虚骄的中国人。而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有检讨能力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代中国人诞生，我们需要各位的帮助”——有必要复习一下柏杨的这段话语，因为自他说完这段话之后的二十多年间，我们在培养检讨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上，仍然没有显而易见的进步。盲目和从众，死不认错，自我膨胀……这些柏杨尖锐批评过的国民性格缺陷，仍然可以通过各种信息找到对应点。

柏杨最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他二千余万字的文学和史学著作，更体现于在中国人的劣根性逐渐被美饰得近乎虚假的时候，再次揭了全体中国人的疮疤。自他之后，东施效颦者众，一时间批评国人也成了一股文化潮流，但柏杨和那些只会批判不会建设的人是不同的，虽然他也给不出如何让中国人不丑陋的最佳答案，但他的写作是带有尊严的写作，他的笔触蘸有浓烈的情感，这种情感依然是他多年不变的“爱之深，痛之彻”。2003年，《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在内地出版，这本书，被视为《丑陋的中国人》的姐妹篇——有尊严地活着，也算是柏杨给了自己和大家一个共同的答案。今日中国，“尊严”也正成为国家和人民践身厉行的关键词。

柏杨是痛苦的，他若能有李敖三分之一的狂放和洒脱，也会消减身上所肩负的过多沉重。也许，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位谏言者。柏杨一生都近文化而远政治，但直到病重时，他都没有忘记强调，领导人身边要有“魏征”型的人物。有人说，“柏杨是一个政治文化纠缠在一起的人物”，这也许是对他最贴切的形容了。

韩浩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