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
消失一年多，此间的心理历程被张锐总结为几句话：“第一，很坦然;第二，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第三，人生无常，应该有面对一切困难的思想准备，所以回来之后，在性格上可能比过去更加坚毅了一点。”他评价以前的自己比较“随性”，现在的人生目标很明确。“建瑞居、做艺术工厂、继续艺术收藏?”不置可否的张锐回答，“我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是刚才跟你谈到的一个价值体系判断的问题，我希望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去尽我最大的一个努力，为什么呢?是希望把我们民族的创造性通过我的不懈的努力，让更多的人能够把这种创新的精神变成我们行为的一种准则，变成我们社会价值判断的一个体系。否则的话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在这个缺乏信仰的年代里，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人谈“为社会奉献、发光发热”很有可能会被笑话为“天真”，眼前的这个中年男人讲起这些，口吻淡淡却有分量——因为他有能力、不骄矜、能隐忍且本性不坏。《儒林外史》里有一句话叫做“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作者将一生的起落用清醒的笔触寥寥道来，不带悲喜的“零度叙述”反而叫人唏嘘。因此笔者忍不住发问，“你不恨吗?”

“没有，哪里有怨恨?我一直说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怎么能够产生怨恨呢?还有那么多人没分享到胜利果实呢。”

整个时代的发展在张锐看来，生老病死、快乐、艰辛实际上伴随整个社会、伴随所有人的人生，“社会的表现有时候有尽如人意的，有不尽如人意的;一个人的一生恐怕也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境遇。刚才我讲了‘无常’，事实上就是一种常态。”

离开艺术圈的这段时间里，张锐并没有完全脱离，“协助调查”的客观影响有两点，一是拖延了瑞居酒店的开业时间，另外多花了钱，“其它没有什么(笑)。”这个期间，张锐对“好人一生平安”的信念产生过一点动摇，“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所以会想，为什么我的命这么不好。”但是当他回来，发现那么多朋友对他的态度都很良好，包括合作伙伴，在最艰难的情况下能够把自己的理想逐一地去落实和完成，“真是觉得这就是好人一生平安最好的例证。如果平时为人不好，早就‘树倒猢狲散’了。”

“我早就不做实业了，十年前我已经离开通讯市场了。后来是有璟阁、现代画廊，我本身不太适合做生意。”张锐自己的感性用在艺术事业上刚刚好，“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艺术家。”热爱艺术的人与商人在艺术上的作为是不一样的，其间的分别在出事之际表现得非常明白——艺术圈面对关于张锐的纷议大多选择缄默不语，毕竟他曾经直接或间接的“灌溉”过这里的市场。

虽然一年半不在，但是一年半回来之后之前计划之中的两个项目(瑞居与艺术工厂)都在，这是张锐最感欣慰的事情。

瑞居：酒店还是画廊?

今年10月份开业的瑞居酒店是几年前就被张锐纳入艺术产业版图的一步“棋”，“有误解认为是艺术酒店，必须要更正——这是一个画廊酒店，因为它叫GalleryHotel。“瑞居事实上是很商业的，把画廊和一种经营的模式和酒店业结合在一起，所以你也可以说这是世界超大的一家画廊，也可以说是能住人的画廊。”大厅与房间都摆放了艺术品，架上与雕塑、装置与多媒体，“目前这个展览都是由唐人的策展人策划，签订了售卖的合同，因此这里边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可卖的，个别艺术家摆放的作品不能卖，若有人喜欢可能会拿出相应的其它作品作出售用途。”一个展览一般是5个月，之后换到下一个展览，期间是提供售卖的时间;“选择合作的画廊应该是属于学术性与市场性都好的。”

目前的瑞居画廊正在和品画廊进行接触，对方负责人金秀花看完展览后想办一个亚洲日韩艺术家的展览，“因为她认为在瑞居做装置和影像非常合适，日本、韩国有很多此方面的艺术家。”瑞居是不干预合作机构挑选艺术家这个环节的。

整个合作项目名称叫做“瑞居艺术计划”，把它作为和一些艺术机构合作的办法，不断地去更换合作对象。“比如说第一届是唐人，第二届可能换成另外一家，第三届又是另外一家，我们选择国内和国际的画廊进行合作。”具体合作模式是共同投资，共同分成，随着投入的方式不同，分成的比例也会不同，“平等的合作关系。”瑞居现在并没有自己的一支专业艺术管理团队，将来会不会组织尚在考量当中，“不管怎么说，我们将来的方式是不以自己经营为主，始终以和所有艺术机构合作作为我们的宗旨，因此不产生竞争关系，应该都是合作关系。”

在瑞居前面的一栋灰色的大楼，就是张锐很早以前就提过的“艺术工厂”，“明年4月份开张。”灰色的楼，一共一万一千平米，集合传媒、网络、饮食，“它会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刚才谈到的新媒体艺术会在这个空间得到最充分的展示。”

到底是谁发了艺术的财?

张锐现在已经不怎么进拍场了，他会跟朋友通电话了解情况，“艺术和市场可能是‘矛’与‘盾’，彼此之间或造成伤害或造成推动——没有拍场对艺术在价值上不断的挖掘，可能引不起更多的人对艺术的关注，过度地炒作又会对艺术造成伤害。”

关于艺术金融化，“我认为只要对这个社会没有造成伤害，对艺术家没有造成伤害，对很多热爱艺术的人没有造成伤害，大家都可以一展所长。”

很多艺术家现在主动地去寻找一些艺术机构，为自己的作品进行炒作，“事实上他清楚这样的炒作有可能在将来会给他带来伤害。”恶性的炒作一定会带来恶性的结果，“这叫咎由自取，这不在受不受伤害的范畴。”

“真正发了艺术品财的人绝对不是现在花高价去买艺术品的人，他们不过是把人家的胜利成果给体现出来了(笑)。拍场的热络不证明是胜利，有可能是一种失败。在我看来，那些在十年前、二十年前还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凭着自己的眼光挑选出后来被公认为有价值的艺术品的人——才称得上赢得了今天的市场。”

“我开始买画的动机也是为了发财。”在法国朋友家里看到那幅被介绍为‘抵得上一座豪宅’的艺术品之际，张锐说，那一刻的刺激是非常大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把房子与车当做最有价值的东西。”外国朋友的观点对他来说是非常新的，“对中国人来讲，大多数还生活在封建时代，只不过是两脚迈进了工业文明，两只手又抓住信息时代，所以实际上整个价值判断还处在初级阶段。”目前艺术圈仍存在关于写实主义的争议，这恰恰证明价值判断所持有的还是农业时代的审美标准，“因为农业时代的审美标准，最高标准就是画得像。”

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因收藏艺术品而声名大噪的刘益谦、王薇夫妇，张锐说，“我太羡慕他们了，因为他们的钱太多了。”只要是能够对艺术的发展有推动的人，“我认为都应该受到大家的尊重。”这其中没有孰高孰低，孰优孰劣，每个人的价值体系不同，对事物的判断自然可能也就有不同，“只要是你自己认为舒服高兴，而且也没有给社会带来伤害，可以选择任何一种收藏路线去发展。”张锐是不会轻易卖掉自己的收藏品的，即使有些在现在看来已经不具市场价值了。

“收藏这件事情，最大的快乐在第一阶段可能是物质，买的东西挣钱了，会给你带来快乐，我也如此;终极的收藏快乐来自于你的发现，没有必要花那么高的价钱去跟市场，有很多不被大家所知道的艺术家，在我看来是真正投身于艺术实践的，值得去关注和赞助。”

“当代艺术的收藏完全是一个最末端的事情，首先应该提倡它的消费性;第二是赞助性;第三才是收藏性。”收藏是私人的事情，作为一位严肃的收藏家，应该建立自己的判断标准，“这个判断标准必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现在很多的学术观点里边夹杂了太多的市场内容，很多搞学术的批评家已经被市场所左右，“因此我现在看一些文章和一些作品的时候都必须要用自己的思想打动自己，而不是用别人的思想打动自己。”这个过程是非常必要的，“确保你的收藏符合你的价值判断体系。”如果有人问张锐如何去看艺术品，他会这样回答，“我一定要看这件艺术品告诉我什么了，创作手法上和其他有什么不同，和今天时代的背景，以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科技文明综合起来判断它在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

张锐眼里的“老唐同志”

“他对于艺术的一种表现方式能够捍卫到坚决实属不易，这个精神我是非常佩服的，也恰恰因为我对当代艺术的热爱和执着使得我俩确实产生了‘激情的火花’，一见面就目标明确的将‘火力集中’，跟他掐架是一种快感。”张锐认为这样的辩论是有意义的，“话说回来了，唯一不理解的就是五年前辩论的主题仍然还能延续——没有任何突破，这是比较有问题的。”

托夫勒在他的《第三次浪潮》及其一系列书中描述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信息化时代，以及艺术在其相对应的文明状态下的体现。“我敢肯定地说，对于写实主义技法的痴迷是停留在农业文明时代的价值判断标准上的表现。”也就是说，“我们老唐同志虽身处信息化时代，可能对身边的事物并不敏感。我想人总会受到时代的左右和影响，我也不相信老唐这样的执着还会很久，因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本刊记者在“艺术长沙”的活动现场便见到这两位藏家“掐架”得不亦乐乎的情景，“在长沙的时候他告诉我，已经将一些名家自2000年后创作的作品都卖掉了，他也不认为这些诞生于2000年以后的创作是真诚的。”技法的话题在张锐看来已经早就解决了，“再怎么讨论也超不过达芬奇，不应该再纠结了。”

采访的尾声，记者最后的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当代艺术的未来?”张锐笑笑的回答，“那要看我们中国的未来。”

来源：《顶层》

2012年02月03日10:06  作者：王定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