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七十年代是两岸三地地史学发展重要的里程碑。内地逐步脱离文革〝四人帮〞摧残史学的阶段。台湾开始跨越四九年后从大陆移台的史学传统，香港则更全面走进西方史学主导的国际史学舞台。与此同时，台港两地已开始蕴酿史学本地化的趋势。本文上半部尝试简要地分述近三十年来两岸三地史学发展的主线，藉此反映三地史学传统转化的特色。本文下半部则着眼近代西方对香港史学的定位和评估的冲击和挑战，最后以个人肤浅的阅历，点滴求全地简介香港近十年史学多元化的发展。

史学危机的反省与多元一本的发展

历史书写人的故事，也反映时代的脉搏。古为今用或以古为鉴，既强化了美国学者Barrington Moore “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历史” 的说法，更确定了历史诠释学视景的主观性倾向。十九、二十世纪欧洲史学发展迅速，历史书写扣紧�羰贝�的演变，见证了历史本身的演化，成为波澜壮阔的时事起伏的最佳纪录。拙著 《德国现代化新论》(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 首章曾简要地分述近代德国史学史的 “写古实书今” 的文化现象，进一步说明古今相融互动的知识社会学的道理。

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同样显示了这种现象。不少史学史的研究著作都尝试指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史学史实际是中华民族响应西方文化冲击和致力建立一个合乎所谓现代化的中国文化的写照。五四前后知识分子如顾颉刚拓展的新史学，不断为历史、国家和民族寻找新的理解和出路。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亦综述了历史跟民族家（the nation or the nation-state）如何纠缠不清，最终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发展而献身。后来的共产运动下的史学，更成革命的利器 ( Duara,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一九四九年至六六年间史学界投入所谓 “五朵金花” 的争论，多少是二、三十年历史分期等史学问题辩论的延续。文革时期盛行的影射史学，坚持古为今用的理念，史学研究也因此沦为政治斗争工具悲剧的极端表现 (曹家著 《顿挫中嬗：20 世纪的中历史学》，北京西苑出版社，1999年， 页155至170)。

“四人帮” 倒台，中国走上史无前例的经济改革开放道路，破碎的内地史学界也要重拾失落的学术尊严，痛思过去的挫败，努力 “重建历史科学的灵魂”（邹兆辰、江湄和邓京力著 《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北京当代中出版社，2001年，页4）。反观鸦片战争以来的经历，近二十年中国大陆史学界的努力无疑取得不少的进展。邹兆辰、江湄和邓京力对过去五十年内地史学的综述虽有点杂乱而重复，亦未算深入，但仍有一般参考作用；而接受他们访问的一�蒲д叩娜耸�以至层面亦不够全面，但大部份受访者作出回顾的综合和前瞻的预测也有一定的代表性。新时期史学从初期的 “拨乱反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建和唯物史观的再认识，进而经历了一段 “史学危机” 的冲击。史学界一方面对 “『古为今用』、『历史为革命服务』的后果令人有余悸”，另方面，“在『四化』建设热潮中愈不和拍的时候，就有人怀疑历史学的社会价值了”（邹著，页44；曹著，页250至258）。

随着 “史学危机” 讨论的减弱，八十年代内地史学界掀起史学理论讨论的热潮，为史学摸索更新、更开放的理论观念。 “不是急于去建立一种新的完美无缺的理论框架，而是把在不断怀疑又不断证缺的过程求得进步而发展的现代学术方式视为正常”（邹着，页50）。与此同时，文化讨论发展成新的热潮，它的 “根本任务是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甘阳著 ”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 ，《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辑）

经过无数的思考辩论，内地史学界在九十年代大多 “重新埋首『实证』，社会关怀『淡出』，『扎扎实实作学问』成为当今史学的主流” 。史学界除了延续�� “文化热”和 “社会史热” 外，他们还需要顾虑�粼诟髯曰�界清楚的学科领域之内，心安理得地按照 “惯例” 从事知识生产，而鲜有焦灼的追问和自省；新方法的运用和新领域的开拓遗失了背后的 “问题意识”。此外，在急功近利的学术风气， “最快捷的成果仍然是最先的解释框架中填充材料，这些框架可以是简化的 “唯物史观”，可以是任何一种来自西方的 “中产理论” ，也可以一般的形式逻辑”（邹著，页51）。

论者认为内地史学界没有走出理论主导与经验实证的两难困境，多少说明 “史学危机”尚未过去。 何平分析八十年代史学发展的趋势，清楚指出 “史学危机” 出现时中国史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包括研究对象和范围过窄、一些基本分析性范畴使用的混乱、研究方法的单一。面对这些问题所带来的危机，史学界探索以新的解释和理论来取代以前一元单线的理论，其中以现代化和社会文化形态的理论作主导，配合以其它学科的方法应用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何平著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史发展若干趋势”，《史学理论研究》）。不过，内地史学界对 “史学危机” 的存在与否仍然存有异议。胡波表示自己 “好象没有感到有危机感”。无论在经济潮流的冲击，或传统史学受到各种新观念或 “史学大众化发展” 的影响，都不足以构成危机，反而在史学工作者的努力下打开了局面”（邹著，页243）。

这种比较乐观的看法简单化了当前史学界所面对的新生问题。在史学工作者经济水平逐渐提高的同时，为满足新的工作职责的评估标准，学术规范和 “史德” 的问题成为新的关注。田居徐、瞿林东和李振宏以不同的语调批评史学界冒起新的不良风气︰ “浮躁、虚夸、责任意识弱” （邹著，页218至222）。李氏还提出 “以健康的史学评论”，来作 ”史学发展的杜杆，负责调节成果与社会的关系、成果与学术发展的关系”（邹著，页250至256）。

另一位学者雷戈不但肯定 “史学危机” 过去的存在，更坚持 “历史学仍在危机” （邹著，页245）。因为史学危机具有 “多重性结构”，从史学史的角度看，史学危机 “具有永恒性”，因为它对史学史有一种本体论的转折性，展示史学的深刻变化。从史学工作者的职业表现而言，是个整体性的问题。过去为政治服务，现在又感到不受社会的重视，实际是关乎他们的专业心态。他认为二十一世纪的新史学，应建基于两大基石和两大石柱。前者包括新的历史观和新的史学观。后者为新的史学理论和新的史学批评。所谓 “新” 的意思是在于 “有批判、思考的自由”， “有真正成为属于史学自身的东西”， “在多元思想竞争中产生一种共同趁势”，而不是某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样板和标准（邹著，页245至248）。

雷戈的看法基本上可以代表�舻鼻澳诘卮蟛糠菔费Ы缍远�十一世纪“新” 史学的主体思想︰多元化、批判性、规范化。然而，虽然过去 “以论代史”，或 “长官意志” 的史学包袱已不合时宜；雖然唯物史觀的正統地位始終被尊重，如劉大年呼籲承繼翦伯贊的傳統，確保 “一本” 的地位 (劉大年著 “歷史的” ，《北京大報》(哲學社科學版) ， 1998年第4期，第35卷) ，不過史學多元化的趨勢已相當明顯。江沛有關 “戰國策派” 的思潮研究，替這個具政治爭議的學派重新定 (江沛 著《戰國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算是近年史學界比較寬鬆的表現。 但史學仍然有禁區或敏感區，卻是不爭之事實。近年出现庞卓恒和蒋大椿有关唯物史观和当今史学思潮的争议 (蒋大桩著 ”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 ，《历史研究》， 2001年第4期；吴英、庞卓恒著 “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 ，《历史研究》， 2002年第2期)，多少显示出 “多元一本” 的史学在内地发展仍然未能得到全面的肯定。这种情况与香港、澳都有明显的分别。至于台湾史学演的情况更有复杂而歧异的差别。

台港传统史学的继承与转化

台湾和香港史的划时代转化，是在一九四九年至五十年代初。国民党领导的政府跑到台湾，由傅斯年、沈刚伯、姚从吾、李济、毛子水和董作宾等在台湾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拓展“史料学派” 的主导地位(王晴佳著 《台湾史学50年：传承、方法、趋向》， 台北麦田出版，2002年，上编)。史料学派也是钱穆《国史大纲》”引论”中所指的「科学派」。钱氏虽受傅斯年的器重，但对史料学派颇有批评。钱氏认为 ”着史”比”考史”更重要，史学应以宣扬中华文化为使命(王著，页38-41)。他于一九四九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在五、六十年代与其它历史学者如吕秀林、简又文、左舜生、牟润孙、严耕望、全汉升、李定一、王德昭和陈荆和等，一起替香港史学界建设一个崭新的局面。当时台港两地的学术交流相当紧密，这批中国史学家歇力继承过去大陆三、四十年代以国学研究、考据训诂及史料学派的传统，加上文化民族主义色彩的史论派，成为香港五、六十年代的史学发展路向。台湾五十年代史学以中国国家主体性为主导，既受过去传统的影响，又响应了冷战的政治气候所带出来的中华文化承传的危机，多少与香港的情况相似。

据王晴佳的分析，台湾六十年代的史学开始出现现代化：国家主体性被逐渐抬头的社会主体性史学所更替，同时西方社会科学过去的影响愈来愈大，科学史学的传统逐渐被第二代的社会经济史和社会科学方法所取代，许倬云、陶晋生和毛汉光也成为潮流的先卫。一九七一年《食货》半月刋的复刋无心插柳地成为这个新史潮的拓展园地。到了八十年代初期，随之而接着的浪潮，则有新的史学方法的吸收和探索，从量化史学到年鉴学派，透过留学归国或旅居外国而返台讲学的学者的推介，有更全面的开展。

再看六十年代香港史学的演变。一九四九年从内地逃港的年青学生已蜕变为成熟学者，部份原先赴台的学者则移居香港寻找更广阔的拓展空间。他们的史学方向大致秉承他们老师辈的史料学派和文化民族史论派的传统；其中较具创意而多少与台湾史学潮流相呼应的，则要数全汉升的社会经济史和王德昭的比较中西文化思想史；前者与台湾社会经济史冒起的关系密切，其研究视域更从中国扩至亚洲和美洲；后者则结合中国如何与西方近代文化交流下所产生的思想转型和中西史学方法比较的体验，替香港建立一个稳固的比较史学传统。笔者也亲身受益于这两位史家创新的教导，奠定了日后史学的进展基础。

到了七十年代后期，一批批香港土生土长而接受海外大学教育的年青学者开始回流，在香港展开一个更多元化而与国际学术接轨的教学及研究局面。他们的史学观念和理论都比较过去的先辈更开放，研究的选题更趋多元化，从传统的政治社会、经济或文化的范围，逐步拓展至比较历史、文化交流、区域史和性别史。踏入八十年代后期，随着回归的文化趋势，香港本土研究和香港与内地的历史文化渊源的课题愈来愈受重视。由于香港一直享有相当高度的学术自由，史学思想的多元化早已成稳固的传统。

相对内地和香港，台湾史学界在八十年代末期出现史无前例的变化是影响深远的。较外围的发展是研究课题由日常生活史和文化史的“新历史(学)”逐渐取代一般的社会经济史。杜正胜在《新史学》提出他个人的诠释： “新历史” 其实就是 “新社会史” 。它受年鉴 (或台译“安那”) 学派的影响，却非一套照搬。其内容包括三个层面 (物质、社会和精神) ，涵盖十二个分类的条目，从生态资源、日常生活、亲族人伦、艺文娱乐、生活礼仪和人生追求等 (杜正胜著 <什么是新社会史>，《新史学》三卷四期，1992年 12月，页95至116) 。其它学者拓展出来的范围则包括疾病、医疗、礼俗、家族和慈善等。然而，这些发展却没法与一些充满政治性的演变来得更具震撼力。

由于一九八七年党禁和报禁的解除、一九九一年动员戡乱时期的终止和一九九二年通过刑法100条修正案，台湾的言论和思想得到彻底的解放。原先在六十年代中期开始萌芽的台湾乡土文学、七十年代人类学者提倡的“土著化”和本地化运动、八十年代初冒起的台湾研究和 “台湾主体性历史观”， 到了九十年代政治的全面自由化，台湾史学发展出现本质性的改变。王晴佳所描述（王著，下编）的台湾第三代史学发展的重点是台湾主体性历史研究正式成为显学。各种史学理论，包括从早期的土著化或本土化运动 (陈其南)、杜正胜的“三重同心圆” 的分析模式重组台湾--华夏--世界的关系、若林正丈和吴密察的“重层近代化” 借日治经验反映台湾社的迁，卢建�返摹胺至� (ambivalence) 的国族认同”、 廖朝阳的“空白主体” 、赵刚的“巫毒民族主义”，以至 “认识台湾” 教科书所引起的纷纭意见，结合起来组成一个无结构的“想象的共同体” (imagined community)或促成一个共同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集体营造。这种史学发展所面对的困难甚多，许倬云在王氏著作的序言只能轻描淡写地点过，但背后的无奈却很明显。他借用萨依德 (Edward Said) 建构认同而出现的政治化 (identity politics)，陷入本土化而自囿于地方主义 (parochialism) 的困局 (王著，页xi至xii)。王氏以“反省与展望”为题，列举了台湾学术界在史学以外的领域，试图突破民族主义的思维方式。这些新的理论和方法逐渐受到史学界的注意和采用，并正影响历史研究的未来走向。这种民族史学之”后”的新趋势，既增添一些新的历史思维 ( 例如新文化史研究、“小历史” 和 “反省史学”等)，亦反映出台湾学术界的开放和多元 化发展(王著，页234至 257)。

西方文化的冲击与香港史学的响应

二十世纪末年台湾史学的经历是复杂，而香港史学在八十年代以后简单得多，所面对的政治考验也少得多。较远离政治的现实波涛和享受的学术自由，算是香港史学界的最大特色。若检视过去二、三十年香港史学的转变，它关注的问题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困扰�糁泄�文化的另一个文化问题: 如何接受西方文化的挑战而寻求某种超越的路径。近三十多年，在新左派和后殖民思想的�藁飨拢�西方自身亦明确地反省它的文化霸权的偏差，但学术国际化或寰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竞争、抗衡或协调等问题，实际也是中国鸦片战争以来更宏观的中华文化大危机下的 “史学危机” 根本的难题。西方文化的冲击与中国的响应，不断困扰�糁泄�文化界和知识界。六十年代美籍华人史学家徐中约以中国进入世界民族国家的大家庭来题描写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大势。鸦片战争以来至今，中国知识分子还在努力重建自己的文化自信心。

若从比较文化史或比较现代化的角度来分析，唯物史观源自西方，虽然经过一个中本土化的洗�海�却在思想历史演过程扮演�簟拔鞣交�” 的角色。再用同类的对比，中近百年的史理论和方法，都拋不开某种西方典范的影响。中史界既需耍與術的大家庭，卻又要背負�裟�然或甚至欣然接受文化附從的被動地位；更极端的是，中史学界的自身评估和规范，始终没法摆脱“西方化”、 “东方主义” 或“半东方主义”的阴影。这种迷惑或困扰，在香港史学界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可能得到更深入的了解。 过去美国史家Arif Dirlik (德力克) 曾批评萨依德的“东方主义” 未有针对亚洲人与“东方主义” 的建构的事实，在中国人写中国史也有出现 (Arif Dirlik,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in History and Theory, 35:4, 1966, pp. 96-118) 。此外，Paul Cohen 在八十年代初认为美国学者已逐步建立 “中国中心观” 史学，但梁元生却相信“中国史研究中所提出的许多新理论、新范围和新课题，与西方及美国的流行思潮和本身社会的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梁元生著 《历史探索与文化反思》, 香港教育图书，1995， 页35 ) 。在美国汉学界 James Hevia 重新诠释清代礼宾和1793年嘎尔尼使节团一书所引起”东方主义”的争议中，各方学者不但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关系反应不一，更显示中国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评价 (落后与否、开明与否) ，以至面对国际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平衡，始终是个不易超越的问题 (见王睛佳、古伟瀛著 《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0年，页282-320)。

正如上文所述，六十年代以前香港史学界主要继承了一九四九年内地史发展，比较倾向传考据和训诂路向，以中文写作为主，并以中学术圈为交流和评论的对象。加上史家作为知识分子 “家事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的使命，和传学者人文知识广博的视域，史学形式的表达更具创意和弹性。学术成就的评估既涵蕴�粽庑┲�识分子的社和文化意识，也建基于人文价值和思想之上。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香港史学界以至人文学术开始感到两种相关而又不尽同的压力和冲击。第一种挑战间接由于大教育的扩展，政府为更有系统地控制资源，先后成立教育及研究资助的组织，管理方式则愈来愈靠近英美模式，而大科之间竞争，行政及资源的控制权更趋激化。由於理工和科的社地位以至聯絡普遍上都佔有優勢，他們在大學行政管理上佔盡優勢，結果不知不覺地影響了或甚至控制了術評估的準則。这种情�ㄔ谀诘匾嘤邢嗨频木�验。

由于学术行政管理和教研资助的权力结构的倾斜，直接来自理工、医、科的业化评估标准，逐渐应用在人文学科包括历史工作者身上。他们每年的职责评估，愈来愈机械化、科狭窄化和量化。这些机械化而单一化的标准虽然因为不同抗衡的声音而未必完全变得过分僵硬，但研究成果的多元性、人文化都得不到欣赏或理解，而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更愈来愈被忽视。在 “学术” 或 “纯学术” 的价值前提之下，史学研究的成果对时代的影响、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等文化课题，均不再被列入史学工作者的工作议程之内。

香港史学界过去十多年所面对的科性压力，内地以至台湾的学者也多少有相类似的感受。近年来内地史学工作者的工作评估，亦有过分量化，甚至规范混乱的问题，直接或间接构成的压力，诱使学界出现 “急功近利”，或 “责任意识淡薄”（邹著，页51、221）的风气。更极端的事例，恐怕是浙江某大学要求历史系博士生必须分别在两本全国一级学术刊物发表两篇文章才能取得资格参加博士口试。以全历史学教授和博士生的数目合起来之多，本一级术期�锏钠�幅相当有限，博士生要在这些刊物发表文章，似乎难乎其难。

第二种史界所面对的挑战，也关乎人文价值的问题，不过焦点则不只在量化或学科狭的标准问题，而在民族文化和社本土化的意义问题。四九年后的台湾、香港和澳门三地暂时脱离母体，它们的学术界却因此而全面融入西方以至国际学术的交流网络。在五、六十年代的冷战气氛之下，三地史学家界颇受反共思想的影响，恰好内地与苏联史学界的关系密切成强烈的对比。一九七二年中国进入联合国，港澳两地史学界反共的倾向逐步渐弱。与此同时，台湾与香港的文化本土化发展愈来愈明确，而澳门则较早改变与内地的关系而趋向中国化。到了八十年代台湾独立的思想更趋明显，香港却八十年代初期决定回归，对中华文化身份认同也因此愈来愈明显，过去“借来的时空”、 “夹缝性” 和 “边缘性” 的特色 (郭少棠著“无边的论述” ，陈清侨编《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 ，香港牛津出版社，1997年，页159至176) 逐渐淡化。可是，所谓 “国际联系” 背后却蕴藏着鸦片战争中西文化角力，最终的问题是:中国如何面对过去强烈而近年已较淡化的西方文化霸权主义以至中国文化 “东方主义化” 的困扰。

台、港和澳三地在四九年以来一直与国际史学保持较紧密的关系，并没因为七、八十年代政治发展而产生很大的改变。由于香港史学界早已与国际学术接轨，同时有一段较长的时期在殖民地的政治文化气氛中成长，香港学术界的文化本位色彩相对地薄弱。史学研究和著作的评估因而面对国际文化以至文化权力竞争的挑战。这些竞争形式开始是建基于教育和研究资源的比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挟着不断强大的国力，大力拓展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并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跨的或世界性的学术网络。从积极的角度而言，它的发展有助知识的全面交流和民族隔膜的沟通。从消极的角度而言，它的文化势力已足以操纵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拓展的空间。西欧和日本等国家在二十世纪初已有机建立现代化的术和文化体系，它们的民族文化和社本土化的基础较深厚，受到的挑战和压力较小。较诸西欧和日本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发展却未能完全摆脱西方文化权力控制的阴影。

香港五十年代的著名学者如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全汉升和严耕望，都坚持发展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和本土性的尊严，在新亚研究院和相关的刊物中拓展属于自己语言文化的思想及出版领域。可是到了九十年代，香港学术界的研究评估已变得全面“国际化”。虽然这种趋势未必沦落至那种 “东方主义” 的内在化的殖民主义文化心态，但尤其理、工、医、商和部分社会科学早已全面接受“国际化” 的方向，在这些学科的压力之下，人文学科已显得失去自信和无所适从。如何界定学术著作素质的水平? 是否简单地以 “国际化”，或以英文作品在外国品牌（尤其英美）大学或学术期刊为准则，却忽视人文学科所坚持的文化本土化的原则? 外国学术界沟通和联系的重要性和意义是无容置疑的，但学术权力和拓展的空间的竞争既是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也牵涉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 西方学者本身对自己既用的制度早存异疑，亦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本位价值，更不会同意 “东方主义” 所隐藏的文化霸权主义。中国学术界，尤其是非理工科，实应自重。

此外，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是，任何人文、社会、教育、工商业，以至应用科技的知识，在它们的传承和创新过程之中，必须经历本土化和社会化的冲击和洗礼，在特定的时空的环境下产生不同层次的诠释和解构的现象，最后还有文化融合和重构的可能性。文化的转移和交流互动不可能是机械化的、或铁板一块的搬动堆拼或生吞活剥的注射入不同文化体系之内。文化的本土化和社会化的媒介有文字的和身体式语言。不能透过自身的语言媒介来表达，文化交流、互动和创新很难促成真正的视域融合，也不会有典范的移动或转化。这里必强调这种文化迂移的道理，与狭獈的文化民族主义或排外心态无关，更非固步自封的思想。古今中外的历史充满先例，尤其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扩展，逐步冲破拉丁语言和文化的普世性规范。近代文化人类学和语言学都充分承认本土化和社会化的重要性，就算是当代愈来愈受重视的听觉残障的手语，亦肯定手语表达的形式与本土的社会文化之间的微妙关系。英语作为当今最流行的国际语言自有其重要的价值，尤其在社会经济的沟通方面；然而，这些价值却不能掩盖或阻碍某个民族或国家在整个文化改进、更新和重构的基本工作。这是个价值先后次序的定位问题，当然亦容纳分歧的见解和判断，需要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领域上寻找平衡。以母語進行思維和書寫，移動於各種語言和文化的領域之間，過濾和吸收這些文化背後的價值，オ是更有效的方法超越這些文化的冲突和挑戰。香港史学面对的问题和作出的响应，有助反思中国文化走出现代化困局的策略。

拋砖引玉的反思：多元史学与网络思维

为更清楚而具体显示过去香港史学界在反省这些问题所探索的出路，笔者尝试以个人过去二十多年治史的经历作一个片面的引证。笔者在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初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接受中国历史和哲的训练，前者蒙王德昭、全汉升、严耕望、孙国栋和苏彬等教授的指导，而后者则庆幸获得唐君毅、牟宗三和唐端正等老师的启迪，深受各位老师的文化传统重建的理想所感染，尤其五四运动以来中西文化比较的思维的影响， 于是决志毕业后往美国柏克莱加卅大学进修，研习中西历史和文化比较。终于在德国史家 Wolfgang Sauer, 华裔文化学者杜维明、美藉汉学及社学者 Franz Schurmann和德裔政治学者 Reinhard Bendix的联合指导下，完成现代欧洲、德国和中国思想史的比较研究课程。

自七十年代末期返港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授，笔者一直从三方面拓展自己的史和哲学的教研工作。首先是以比较历史和寰球历史的角度去推欧洲史和世界史的教育，除了在大学讲堂外，还在中世界历史的课程计、考试、以至教科书撰写上协助中学历史教学的更科，并在台和电视制作历史文化节目，以提高社对历史的趣和增进对文化的知识。在这方面的工作，笔者感到的是喜悦和失望半。一方面是大学和社各方面对欧洲史、比较史和历史文化的时代意义都有相当正面的看法；另方面是中学历史课程受制于考试，而大学研究生的训练却因欧洲史学科的知识和外语的基础要求较高，加上欧洲史研究的支持还未达理想，大学毕业生普遍对欧洲史和比较史的进一步研究缺乏信心和决心，因此在研究生的教育和培养上取不到任何可观的成就。

其次，笔者在首十年多的时间，亲身参与香港的文化、教育和社会活动，尤其在大学生成长的辅导、公民教育和社会调研的工作，目的在透过自身的参与，深入体会香港社会、文化和历史转化的复杂性，以至进一步探讨文化迁移、互动和重建的微妙和机缘。香港在中国近代史上演变成一个中外文化交汇、互动和融合的实验室。为来自不同的国家、中国国内不同城市和地区以至不同时期的中国文化提供无数混杂的机会。若能真实地掌握这化多端的历史，应有助洞察百多年来中华文化现代化的契机。

其三，由于香港文化源自内地，而内地社会和文化才是中华文化发展的主要空间和处境，而内地的知识社羣才是推动这些发展的动力，所以笔者过去二十多年一直积极与内地学术界，尤以史学界和学生辅导方面，增加相互的认识和建立更全面的合作。一九九八年，笔者组织了一个 “中国世界史讯息网络”，把内地大部份世界史学者的背景和教研概况输入计算机。

同时由于在过去几年担任学生辅导长和文学院院长期间，与内地学术界沟通的工作取得更明确的进展，使笔者大大增加了对内地知识界和史学界的了解，平添了对将来中华文化发展与更新的信心。

在个人的研究历程，笔者跟随�艄�去二十多年已厘定的几个重点：先行从比较史和跨文化角度整理欧洲史的资料和心得。笔者出版了三本以觀念史方法分析德国政治文化现代化、欧洲近代民族国家与国际秩序、现今国际关系的著作 (《德國現代化新論》、《西方的巨變》、《後冷戰國際秩序的形成》) ，研究重心放在民族国家与民主主义發展背後的权力与自由、个体与集体等关系。在德国政治文化传中，笔者认定了个核心典范 (封建制度的互惠原则、权力和自由的�曛匦�) ，并把这些分析的铺排，为将来深入研究中德政治文化传统作准备。這個研究的結尾己日後中德政治文化比較鋪設一個平臺。此外，笔者还持续地整理的个在念博士课程时已开始思考的课题：欧洲近代思想史中的四个核心观念群的分析、歌德和郭沫若的个人与文化身份认同的跨文化研究史学。前者的研究基本上已完成，惟部份资料的诠释还需检证；后者则一直在尝试以不同的史学方法和社心理学方法来比较歌德和郭沫若的成长和身份认同建构；从传的比较思想史、心理历史到文化转移的跨文化理论。可是由于一些中、日、德三国的跨文化经验尚待厘清，而笔者过去十多年才真正深入钻研跨文化的各种理论和问题，学力尚未足够处理这类历史的跨文化社心理课题，故需要两至三年时间的反思、补充和整理，才可把草稿改写成。这些研究的取向可算是继承了六十年代台香港和台湾比较历史及哲学的传，王德昭、唐君毅和牟宗三等老师启迪的影响显露无遗。

然而，撰写和整理这些研究的课题的同时更启发笔进一步探索和尝试开拓几个新的领域：第一是跨科的取向研究文化的移、互、冲击、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从以补充Thomas Kuhn 典范转移的理念。一方面是在歌德和郭沫若比较研究中，发觉人都在不同方式的“离家”、 “旅行”、 “流浪” 和 “文化冲击” 的过程中经历他们身份认同的塑造，使笔者更清楚认识一个道理:历史的现象是人类活经验的结合，因此是活跃的、动感的和生态的，而不是平面的、静态的或机械性的。八十年代初期，在中英政府议决香港前途，并提出一国制的模式解决港澳问题，笔者曾作出一次环球性循回演讲，与欧美亚三个洲十多个城市的学者和对海外华人交流香港的历史和文化体验，同时试图从他们的实际经验，了解一下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地本土化、以及散播和移动的故事。这些交流促使笔者更能深入地感受后来杜维明老师提倡的 “文化中国” 的现意义，并刺激笔者在文化迁移 (cultural migration) 的历史现象上进行更多元化的思考。要掌握文化迁移历史过程的微妙，需耍从态的方式切入，以多点式的和多层次的网络型连接来追溯历史转化的玄机。

这种动态地研究历史内在与外在的化和交融的尝试，引发笔者对两个历史范围的研究兴趣。第一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化交流与互动。在过去几年间，笔者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加入比较城市文化和环境的课题，尤其从文化和情感空间、社区演变两个理念入手作分析。第二是文化的旅行与旅行的文化诠释。在这个范围内，笔者经历了一连串跨文化的考验和挑战：笔者起初以为可以简单地把西方近二十年对旅游和旅行的人类、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理念，再用中西历史文化的资料套进个人对旅行的三层界定（旅游、行游、神游）之中。可是由于这个三层分法却是笔者从中旅行文化的传提升建构出来的，中西旅行的理论和史料结合成的文稿始终欠缺某些逻辑的一性或完整性，结果迫使笔者重新以英文来思考、解释和整理西方的理念，再反过来直接把中旅行文化的历史资料来诠释这个三层架构，使中西旅行文化的历史渊源最后得到更清楚的区分，而以英文描述中国旅行文化的传统时要求笔者更小心指出中西旅行文化的差异。这个迂迥曲折的比较史和跨文化的研究，一方面使笔者同时又经过进一步了解跨学科、跨文化和比较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尤其在中西文化理念和资料互用时，更需要留意文化跨越时的微妙却重要的隔膜。另方面，笔者更充份体诠释学中，视域 (horizon) 分化 (differentiation) 和融合(fusion)的困难和意义。战争以来中外文化交流既是中西两个文化的视域的互相交接，同时又经过日本文化的过滤和转介，三者之间的接触和互动，更非简单的视域融合或诠释循环可以完整地解释。

这项前后维持了近十年的研究方向，可算是笔者继承六十年代传统比较史学的交流，既是发展和创新的尝试，亦是对心理学、人类和工商管理所盛行的跨文化研究的史学响应。连同上文提及的歌德和郭沫若的身份认同的比较反思，这种响应显示出跨文化的史学研究工作比社科学和商学的困难。史学工作要求理论与资料的配合、模式和论证的平衡，但文化的移动和跨越最终落实到每个个体或小社�频男睦砗图壑等∠虻淖�变，这不只是个文化生态学、社会心理学或心态史学的交叉运用的问题，更是个人的历史经验和�铺宓睦�史记忆之间的互动问题。从二十世纪初期出现的欧洲新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文化批判，社会和文化心理史学、年鉴学派的 “整体历史” ，以至社会文化的日常生活历史的发展获得不同的启示，逐步体会文化迁移和转化的玄妙。笔者也是在这些背景下，尝试对文化冲击和互动的研究工作摸索新的出路。

在态地和跨学科地分析文化迁移和转化的过程中，笔者进一步追问：这种动态的思想方法和跳跃的视域如何启迪个人对研究的课题和人生幻的体验？因为文化转化最终是具体地现在个人的身上，也是个人思想和文化的转变。在史学方法和生命哲学的交义反思之中，笔者再从过去十年来流行的互网和数码文化之中吸取新的体验、从深受数年前美国一套科幻电影 <二十一世纪杀人网络> (the Matrix) 的感动。电影的主题强调在新世纪之中 ，高科技的威力如网络地缠绕着人的思想。人类必须依赖自己的意志冲破千变万化的网络。在分析这套电视的时候，笔者借用禅宗 “一朝风月与万古常空” 的道理，解释大千世界呈现的现象，都是心中意念所生。从个人的意念为起点，人可以贯穿网络，心隨网络千化地流转。这种 “网络思维” (matrix thinking) 的方式可以用来追寻历史纵横交错的发展和变化，并以此思维观照个人生命的波涛。随着这些方法、思维和生命体验的探索，笔者更引伸而转用于其它课题的研究上，包括自传式的历史研究和公众历史、社区历史的研究。

为何笔者尝试把数码文化、科幻电影 <二十一世纪杀人网络> 和禅宗 “一朝风月与万古常空” 的理念结合起来，转化为 “网络思维” 方式来追寻历史交错纵的轨迹，并因此而把研究的课题拓展至自传式或传记式的社区和公众历史？“网络” 由无数的点相连而成。点与点之间又可以出现多点的重�诵越猾ⅰ！暗恪� 的理解可以是多元的，包括个人或群体、历史不同的分割面 (即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 、各种学科理论和方法、主观论述或客观诠释、历史的必然或偶然等问题。由于思维的转动、视域的互相渗透，这些 “点” 的存在、内容和涵义也是多元至变化的混杂体 (hybrid) 。这种混杂的和多元的因素正好解释人类不断追寻历史转化的可能性。 古人说“举一反三” ，当代西方流行的组织及创意思想培名家 Edward de Buno 提倡的 “侧向性思维” (lateral thinking) ，批评传统单向的纵性的 (vertical) 的思维只会做成过份僵硬和凝固，有碍转化和变动的多元的尝试。侧向性思维鼓励数学上的“模糊暹辑” (fuzzy logic)，在一个合理的宽度之中寻求不同角度和方法的思维，证明人类想性(associational) 思维的潜力和成效。联想更带动开放的和创意的思维，推动知识领域的拓展。(Edward de Buno, Serious Creativity, HarperCollins, London, 1996, pp. 24-77)。

此外，当今互联网的文化传播、交汇、转变和创新，也展示出人类思维的跳跃和流动，可以是以“点” 为起步而循�敉�络来追寻，每个“点”是一个文化凝聚的空间，自有它成长和演化的经验；“点”的扩展会产生外延，和与其它的“点” 的�【郏�综合而发展为文化变化和移动的脉络。“网络思维” 是跨学科、跨文化、多元史学的主观性融合。网络思维更超越了de Buno的“侧面性思维”，因为思维的多面和多角度的开展，并不局限于纵向或横向：纵向形思维在网络思维的重新调整定位下会变成多向性，从而打破”纵”与”横”的思维二分化。进一步分析，“点” 的存在如太极图内的点，是阴阳无限转化的起点。这里笔者借用禅宗 “一朝风月与万古常空” 的理念，解释“网络思维” 的存在和意义。万古可常空，一朝也是万古。“点” 是一朝，也是“网络” ；“网络” 是万古常空，无过去、现在和未来的 “真空”；千变万化的历史却是人在某个“点” 上的体悟。南宋善能禅师所谓：“人皆畏炎热，我爱夏日长”。历史的变如网络，思维的多元也是古往今来人生经验的写照，但最终却是从个人作为古今万变的中心点。个人是网络内无限的“点”， 也是网络世界有无限多元的中心：每个“点”是一个独立的宇宙，有它自己的故事和历史的叙述 (historical narrative)。它的自述也是这个宇宙最基本的外延，由无数的个人自述互相连扣，而建构成多元多向的历史。正如德裔美籍电影史学和”微观史学” 的早期理论家 Siegfried Kracauer的呼吁： 如果希望重构一个 “历史的整体” (the “whole” of history) ，就必须重视历史的调查和文本的“多角度化” (multi-perspectivity) (引自 Hans Medick, “Weaving and Surviving in Laichingen, 1600-1900: Micro-History as History and its Research Experience,” in James Scott and Nina Bhatt, ed. Agrarian Studies: Synthetic Work at the Cutting Edge, Yale University, 2001, pp293-294)。

这种相当个人化的体验和文化反思，际也是人生幻中的 “机缘巧合”。笔者对文化迁移、网络思维和禅宗体悟的揉合发生兴趣，其中一个个人的原因是数年前家母患癌症而需要手术、康复后年再患重病而离世。这段前后五年多极度密集的情感经历，使笔者有意及无意地开拓了下列几个新的研究领域: 首先是自传式和传记式的历史写作和研究。这种研究建基于兩种理論：第一是借用“历史作为叙述” ( history as narrative) 的部份觀念和思想，第二是個體和集體記憶的研究。

Hayden White 引用思想家Roland Barthes 的名句，替他對 “敘述性” ( narratvitity) 的價值的詮釋作啟導：“敘述就簡單地存在那裏，好像生命一樣,……國際的、超歷史的、超文化的” ( “narrative is simply there like life itself……international, transhistorical, transcultural”) ( W.J.T. Mitchell, ed., On Narrative,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p. 1；又參閱 Brian Fay, Philip Pomper, and Richard Vann, ed., History and Theory: Contemporary Readings, Malden &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 pp. 15-33). “历史作为叙述” 的理念認為每个叙述自有其内在的完整性和邏辑性，而叙述更是历史记忆重构的重要基础。 Geoffrey Roberts 綜合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有關 “历史與叙述” 的辯論。他簡間地總結出六點有關“历史作为叙述” 所需要進一步考慮的問題，但他始終仍然接受“历史與叙述” 的密切關系 ( Geoffrey Roberts, the History and Narrative Reader, London & N.Y.: Routledge, 2001) 。筆者則並非全面接受后現代史學對史學寫作的主觀价值的說法，而比較傾向Peter Burke 在超越 “叙述历史”(narrative history) 和 “结构历史” (structural history) 的纷争的嘗試。他分析当今新史学发展之中，新的 “叙述历史” 已吸收到过去两种史学方法的取向，而创造他所谓 “深层化叙述” (thickening narrative)。他沿用 “微观史学” (microhistory) (详情见下段 ) 的思路，提出 “多元角度的叙述” (multivocal or multiple viewpoints narrative) 、 “微观叙述” (micronarrative) 、“回望叙述” (backward narrative) 、和“个人世界与公众世界交叉叙述” (narratives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worlds) 的方法。这些不同的叙述形式已融合了社会结构的影响、日常生活整体的变化和个人特殊的经验，使新的历史叙述更能反映 “整体史学” 的趋势 (Peter Burke, “History of Events and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in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ed. Peter Burke, Oxford, 1991, pp. 233-248) 。

在研究的課題方面，這種混雜的網絡思維和方式亦可以啟發較具動感的史学方法，包括以選擇個人自我為起點或核心，由點與點之的連線，繼而編織成網絡。把这种策略应用在历史研究上，是“微观历史” 的一种形成。 Giovanni Levi 在 1991 年描写 ”微观历史” 的取向，不是研究 “细小的事物” ，而是从 “细微的观点或尺度” (microscopic view or scale) 从事研究。 它不只 “限制观察的范围” (limited fields of observation) ，例如只集中在村落、城市的区域、社群或一至数个个人，更着眼于他们内即社网络和活动之间的各种关系和变化的条件 (Giovanni Levi, “On Microhistory,” in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ed. Burke, pp. 93-113)。 Hans Medick集中于十八、九世纪德意志 Laichingen 的工人的日常生活历史，研究地区和跨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多重的处境” (manifold contexts)，从而启发对这些生活历史和社会的处境和结构有更深刻的理解 ( Medick, pp.287-291) 。

“微观历史”表面上以“点”为起步，却能推展引伸至一个社会的历史处境和结构，恰好证明“网络思维”的弹性和潜力。“网络思维”更优胜的地方从微观的 “点”出发，把历史的个人和个人的历史视为主体，遂能揉合心态历史的特色，贯穿个人和集体记忆的塑造，从“微观”过渡到 “整体”的历史，由史料史学变成论史学，最后把历史的记述蜕变为文学和哲学的书写。这个史学研究取向颇类似杜正胜对新社史学的总体描述。他认为 “新社会史研究广泛知识之运用外还要依靠各色各样的新资料” 。新社会史 标榜 “全史”，却不要求无所不包，它”应有适度的范围和重心”，而“全史” 的意义毋宁是探求人生和日常生活三个层次等问题间的关系，“并且提出一个贯通各问题的概念，以说明某一社会与文化的特质，那是整体而且是系的” (杜著，页114-115) 。杜氏所说的“重心” 类似笔者所指的“点”， 是整体的而又是联系的关系” 则与“网络思维” 下运作的轨��。笔者结合 “微观历史” 和 “网络思维” ，进而以 “微观叙述” 的方法重构一个个体记忆和集作记忆交汇的网络世界，恰好是 Peter Burke描写 “微观叙述” 如何在一般平常人生活在 “个别的环境” (local setting) 下叙述他们的故事 (Burke, pp. 241)。 Burke以 Jonathan Spence几本中国近代史的名著为例，介绍Spence如何高超地应用 “微观叙述” 的技巧，借助每个历史人物的自传或传记中所反映的情感和心理波动，叙述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轨迹。这些都是从微细的经验中发掘历史广�厥澜绲暮美�子。

这是笔者借用“历史作为叙述” ( history as narrative) 的部份观念而引申出的 “网络思维” 的动态和 “多元角度的” 叙述。在这个发展上，笔者再吸收了第二种研究方法和理论：历史与记忆 (个体和集体) 的研究。

有关历史和记忆 (个体和集体) 的问题，笔者所用的史学取向与吸收 “历史与叙述” 的研究心得很类似。在“历史与叙述” 的复杂争辩上，笔者以 “网络思维” 和 “微观叙述” 及 “多元角度叙述” 相配合，从而超越了“历史与叙述” 本身的争议。在 “历史与记忆” 的问题上，笔者比较强调社及文化心理学的理念和思路，尤其西方文学、史学、心理学和建筑学所分别研究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问题。笔者一方面肯定著名法国社会学家Maurice Halbwachs 对集体记忆的 “社会建构” (social construct) 的基本原则，包括家庭和年代的 (generational) 塑造集体记忆的社会心理因素 ( Lewis Coser, ed./trans., On Collective Memory/ Maurice Halbwach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Halbwachs的理论基本上影响了大部份二十世纪下半期对集体记忆的研究，包括有关犹太人在德国纳粹治下的惨痛历史的追忆和重构，从而引起史理论上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讨论 (Gulie Ne’eman Arad, ed., Passing into History: Nazism and the Holocaust Beyond Memor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记忆是人生经历的主观和客观、感性和理性、想象和现的混杂，而混杂结晶的诠释，也是原有构成混杂的各种因素的投射，并最后总合起来而形成某种象征。这些文化象征的诠释亦需要依靠一种主观和客观互、感性和理性结合、想象和现交�频乃嘉�和研究方法来配合。

然而，笔者更比较接受近十年来其它社会和文化心理学者在这些理论的补充。在James Pennebaker 等人编辑的相关文选中 ( James Peenbaker, Dario Pez and Bernard Rime, ed., Collective Memory of Political Event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7)，有三篇重要的文章。第一篇是 Martin Conway以 “经验的储货单” (inventory of experiences) 的命题，分析记忆如何建构成的身份认同问题，其中的重点在自传性记忆的重要性；这种记忆可以转变为三种类型的经验：自传性的认识、生命周期、普遍事件和特殊事件；这些经验对身份的形成过程有着不同的影�] (pp. 21-44) 第二篇Howard Schuman, Robert Belli和 Katheine Bischop 以量化方法研究历史知识的 “年代基础” (generational basis) 。研究的结果重青年时代经历的记忆所构成的历史知识是最清楚和深刻的 (pp. 47-78)。第三篇是Bernard Rime和 Veronique Christophe 的 “个人情感事件如何孕育集体记忆” (how individual emotional episodes feed collective memory)。他们认为每一种情感经历都遵循和从属于社会共享的过程，并转化成社会共同拥有的记忆。这一个双重过程的结果是，私人情感空间的文本传入社群中，从而把新的社会体验充实集体的心灵 (pp. 131-146) 。这三篇文章实际进一步拉近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之间关系，并确认自传式的和传记式的叙述 作为“多元角度的叙述” 提供更有力的社会心理学的论证。

这种混合的叙述方式，正好响应了“网络思维” 以个体 (entity) 作为“点” ，逐步凝聚和拓展为集体的 “网” 。个体可以是个人，亦可以一个被视为一个整体的社群。笔者过去几年尝试重构香港以至大陆一些城市的社区文化，结晶成为历史的论述和文艺的创作。笔者以个人作为经验收集的起“点”， 继而进行“微观的”个人记忆的塑造。当先母死前个月，多次提及早年先父和她一起在香港一个古旧的社区 (尖沙咀、油麻地和旺角) 生活和工作的经历，使笔者在自己的报章专栏开始以历史和文学结合的形式，撰写一系列自传式的历史散文作品。这种历史文学是否是学术创作，或许见仁见智；但笔者以社区历史的集体记忆融汇在个人历史意识之中，再以自传文学的表达出来的尝试，竟然获到文学批判、文化博物、历史和新闻等各界别的专家支持，并因此而取得香港地区议会人士、教育基金和社团的资助，先后被邀承担四个社区文化及社区历史的计划，以口述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考察和心态历史等方法的结合，再以自传式和传记方式研究和书写香港近百年的社和文化的转，其中一个较大的项目是香港最大的供电公司 (中华电力公司) 在过去百年推动的电气化过程中如何促进香港社区的发展，尤其农村的现代化。这个研究以集体记忆重塑的方式，以公众历史材料 (不只是有关公司所提供的档案资料)，而是从公众资源和口述历史纪录中，重新描述不同社区电气化和现代化的历程。另一个较小规模的社羣研究，是沙田医院十年历史的撰写，亦是透过自传和传记的混合形式、以口述历史的方法，达至集体记忆的交义重构，描述这所年青的医院的组织文化精神。

在最近一年内，笔者又再利用口述历史重构自传式和传记式叙述的混合策略，筹组了四个新项目，在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游乐场协会、香港研究资助局和香港印度商会四个单位分别的资助下，更全面研究香港社区的历史、香港青少年社区服务及设施的历史和香港中医药的历史。香港印度商会及其它十多个印度社团所支持的计划，表面上并不是个社区的研究，而是个社羣的跨文化分析，尤其着眼在香港印度人对香港社会发展的参与、印度和中国两大文化体系在香港这个文化处境之中拌杂的情况。实际上，从各种社区研究资源之中也可以察觉到香港过去人口和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移动情况，同时更可以理解香港文化的混杂性的特色。这些个人、社团、社群和族群都是历史网络中不同类型的“点”，它们互相牵连，互为表里，各有其独立却相关连的历史叙述。它的联系结合起来重塑了整个社会的集体记忆。作为不同的“点”，它们的内部分化，以至相连而结成历史的罗网，正好显示了“网络思维”动态和创意的特色。

此外，笔者又利用这些研究方法拓展至其它相关的学术领域。由于社区历史文化本身是一种无形的资源。这种无形的资源也是城市发展所遗留下来的历史沉淀，甚至演化成文化象征，结构成一种独特的城市环境和无形的空间，笔者称之为文化空间；而生活在这些空间的人又有意或无意地投入他们的感情和文化价值，积聚而形成另一种带着情感意识的空间或塑造成某种情感涵义的象征，笔者称之为情感空间。文化空间和情感空间的存在是历史的遗产和资源，配合起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而建构整个环境。笔者把这四种空间结合起来，用作分析城市环境和空间的设计，应用于城市规划的研究，尤其是旧区重建和旧城镇的重新发展，同时亦可以把城市的历史文化空间、象征和情感的标记，都可以转化成一种历史文化的资源，有助拓展城市的文化产业和旅游的规划。在这方面的研究方向，过去几年笔者参与了三个相关的城市规划的项目，包括组织一个跨学科(历史、中医药、语言、宗教、音乐、人类学、城市规划和建筑)的队伍，研究把香港新界北的乌蛟腾一片拥有抗日历史、中草药种植、古老客家围村、生态保护等价值的旧村落，重新规划成一个兼有抗日历史古道、生态旅游、客家文化表演、中医药研究资源和中医药健康疗养的综合性文化中心。后来这个规划的成果交到村落的业主手上，却因业主操之过急的跟进而被政府拒绝。不过在这个研究的基础下，笔者再分别被香港城市规划师学会和香港旅旅协会邀请参与香港仔旧渔业市场和油麻地旧区重建和文化旅游的设计；後來又應邀作油麻地分区委員会的顧問，策劃和監製一個油麻地历史文化旅游的光碟，替这些社区文化历史資源轉化為舊区的城市規劃，增添新的空和环境的觀念和研究方法。这些工作启发了笔者进一步对文化和社会经济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从而加深对文化产业 (香港称创意工业)的兴趣，尤其在社区文化转化为文化旅游的资源、社区文化和数码文化结合后的创新和拓展，引发更多的反思和追寻。

基于这些经验和理念，笔者又先后撰写了四篇研讨会的论文，第一、二篇是以城市生态的文化空间的形成，分析油麻地天后庙建成和发展的生态史。天后庙作为这个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空间，竟然有机地和自发地成为一个社区建立和拓展的中心。笔者观察天后庙的演变，从一座不见经传、由渔民和小商人自资建成的小庙宇，发展成一个多元化的繁盛社区，包括传统的义学、新式的医院、半公开的黄赌毒活动、多角色的警察局、多元化的宗教组织 (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各种基督教教派的团体)。再从这个社区的多元化的自身发展，引证出香港地方历史文化的某种特色，并以此特色比较上海城隍庙和北京隆福寺两种不同的社区文化，最后尝试反映中国宗教世俗化和社化的方式。这是一种“网络思维” 由点成线的研究方法的另一种展示。第三篇是从城市规划和集体记忆的理论分析文化空间和情感空间的存在和意义，从油麻地社区作为一个“点”，发掘这个“点” 内部的文化和情感内涵，并进而引伸为城市环境的文化和情感空间、想象和价值，继而探讨城市环境保护的文化和情感价值观念的考虑，结论以第二次大战后香港文化生态的转来引证文化和情感因素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第四篇是在澳洲举行名为 “生命的写作和代与代之间的纷争” (Life-Writing and Generational Conflict) 的自传和传记研究的研讨会上，透过自传式方法重构五、六十年笔者的家庭悲剧所引起代与代之间的矛盾和纷争，从而反映当时传价值观念在中西文化冲击之下香港的社会演和家庭历史。笔者、先兄和我们的家庭都成为历史网络中不同的“点”。笔者利用先兄遗下的日记、信件和照片，以自传方式重塑这段个人与集体的记忆。这些记忆的网络纵横交错，实际也是当时社会价值复杂的蜕变。

这些研讨会的议题不一，笔者采用的研究方法却有一条主线：在社区和社羣集体的历史经验中寻找文化与情感空间和环境的意义，从而窥视文化迁移、文化跨越和融汇的转化，并试图把这种方法获得的体验渗入于城市规划和社区文化资源创新的跨学科研究工作上。笔者史学研究的起步点是中西政治文化现代化的比较研究，经过跨文化和跨学科方法和思维的冲击，再透过个人和集体记忆的交义诠释，并应用于社区文化、历史文学的创作以至自传式微观的分析，中外文化接触、交流、寻找。

最后，笔者又尝试横充“社区”一词的内涵，从现代城市内较小范围而非常较有历史的老区，像香港的油麻地、上环和西环，引伸至内地的古城古镇的旧社区和现代城市出现的封闭型或半封闭形的新潮屋苑。这三种类别的社区同时存在于今天的中国大地，分别需要不同类型的处理、保存或发展，这是个历史文化资源转化和新城市管理的跨学科研究，也是历史学者参与社会文化规划的领域和途径之一。笔者在研究香港和其它内地城市课题时，逐渐与其它有兴趣这三个类别的社区研究的学者交流，并有机会形成某种较大规模的跨城市和城镇的社区研究计划。这三个类别的社区代表着不同类型的“点”。它们之间的比较、相连和互动，也是一种 “网络思维”的跳跃，将会为社会分化和城市发展提供更多元化和深刻的洞识。

以这种 “网络思维” 方式来拓展研究领域和进行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探索，笔者最终希望显示历史研究方法的生命力和文化重建的道路，不能只是单向式的或单一层面的追寻和反思；而是需要建立众多的点，从点连接成线，再发展成纵横交错的、动态的研究网络。这个研究网络思维实际也是历史运作的机制和方式。历史研究不应以 “论” 代 “史” ，亦不能只沉迷零碎的史料之中。历史的化无穷只是人生幻莫测的写照。不论古往今来的历史哲学家和理论家如何努力去整理或建构一套套的理论和方法，恐怕也只能掌握历史幻化历程的一鳞半爪。历史研究的多元化是历史学存在和发展的最核心原则，只有谦虚地接受和确认这个原则，历史研究才可以真正走上跨学科和跨文化的道路，结合理论和现实，拉近学术和社会，最终有望为中国史学寻找更能平衡本土化和环球化的研究规范。

笔者个人的摸索多少反映出近二十年来香港史学发展的轨迹。自七十年代末中国大陆开放以来，香港与内地史学界的学术交流日趋频繁。除双方学者互访、讲学、出席会议以外，特别应指出的是，香港史学界承办的诸多学术会议，在促进两岸三地（大陆、台、港）史学界的交流及大陆学者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香港与内地的学术互动和合作将更趋频密。香港所扮演的沟通中国大陆史学界与外界交流的桥梁作用，也进一步加强。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香港史学界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以新课题的拓展、本地史、区域史为其特点。新课题包括：由传统的分类史、断代史向跨学科分支和比较史学发展，拓展中外文化交流史、全球华人史的研究和性别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在一九九八年进行课程的全面改革，把传的中国史、世界史、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和专题史的分界，改变成国别/地区史、比较史和公共历史三个核心范围，然后把既有的科目重改根据这三个范围修改重组，并成立一个研究中心配合这些新学科和课题的拓展，尤其在比较史的教研工作，学术方向相当明确。以下是就最近五年史学研究的简要统计，以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课程分类方法﹕

(1) 比较史--论文18篇，专着4本;

(2) 中国专题史—论文26篇，专着11本

(3) 外国史—论文12篇

(4) 公众史—论文48篇，专着15本

此外，因应九七回归前后的社会取向，港人的历史身分和文化根源的问题愈来愈受重视，香港本地史以至华南区域的研究为更多的学者所关注，新的研究领域正不断形成。香港大学的亚洲中心过去亦积极推动跨学科的香港研究; 科技大学、浸大学和中文大学在香港及华南研究都有不同形式的与，尤其在性别问题、客家文化、香港社组织和社�频瓤翁猓�都有很多元化的尝试。香港学者亦把香港放到珠江三角洲这个更大的地域范围，与内地学者合作，开展华南区域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目前这一研究工作还在持续发展。香港史学自由而创新的研究气氛，成为它近年发展最主要的特色，也是笔者个人最深的感受。

然而，这种多元化的研究发展，是否意味着香港史学界已超越近百年来的文化的挑战和冲击? 香港史学界希望克服 “东方主义” 的心态，已不能再依靠固步自封的民族文化中心观念，也不能盲目接受外行主导的 “虛假科学的” (pseudo-scientific) 学术评估的制度。固步自封只会重蹈过去僵硬思维的迷路，而盲目追随其它国家或社会的制度则往往漠视了不同文化的差距和文化权力角色的现实。这份学术和文化的自信，需要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成果和影响，才能打破西方文化权力掩盖的困局，超越中西文化接触和冲突，需要另谋创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可以是正面的压力，迫使中国史学界自身寻找生机。香港近几十年的史学发展如果对中国史学研究有任何的启示，恐怕不在如何与国际学术接轨、或在对抗学术规范化上与理工医等量化、僵硬化和欠缺文化深度的评估，而是在面向自己的文化传统的重建的前提下，把历史回归生命、理论结合现实和把学术融入社会，以开放的思想和灵活的思维，动态地追寻历史资料和现象背后的文化和情感空间，同时为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作出一个兼顾主观和客观而平衡的描述。笔者不嫌个人的阅历浅薄，冒昧地以自传形式叙述个人三十年来治史的体验，一鳞半爪地补充香港近三十年的史学演化的综述，目的在抛砖引玉地吸引更多有创意的批评，而不敢以个人狭窄的经历来替香港史学多姿多采的发展作个脚注。不过，由于有机会生活在这文化生机勃勃的社会，得到来自四方入面的思想和文化撞击，在昔日多位老师、前辈和同袍的启迪下，有机在广阔无边的学术天空自由探索，不怕学问浅薄而不敢尝试创新，更可在不断挫败之中轻轻地体会一下历史文化和人生百态背后的奥妙。这是过去香港史学发展最主要的特色，也许是新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最需要珍惜的精神。台湾史学的多元化和自由气氛可能更超越香港，但政治争议平添了很大的压力和浓厚的意识形态分歧，结果多少冲淡了史学较清纯的学术品味。内地史学己踏入多元一体的阶段，它的进步也证明了过去十多年经济改革开放对史学界的启发。然而，相对台港两地，它的多元化和开放性尚有一段距离。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的新路向始终是在大论述 (grand narrative)和微观史学之间寻找一个多元而开放的理论创新的空间。网络思维或许能为这个空间的拓展投石问路。

参考书目 (顺出现于论文先后次序)

郭少棠著《德国现代化新论》，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

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曹家著《顿挫中嬗：20 世纪的中历史学》，西苑出版社，1999。

邹兆辰、江湄和邓京力著《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北京当代中出版社，2001年。

甘阳著 “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 ，《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辑。

何平著 “20世纪 80 年代中国史发展若干趋势”，《史学理论研究》。

劉大年著 “歷史的” ，《北京大報》(哲學社科學版) ， 1998年第4期，第35卷。

蒋大桩著 “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 ，《历史研究》， 2001年第4期。

吴英、庞卓恒著 “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 ，《历史研究》， 2002年第2期。

王晴佳著 《台湾史学50年：传承、方法、趋向》， 台北麥田出版，2002年。

杜正胜著 <什么是新社会史>，《新史学》三卷四期，一九九二年十二月，页95至116。

Arif Dirlik,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in History and Theory, 35:4, 1966, pp. 96-118。

梁元生著《历史探索与文化反思》, 香港教育图书，1995。

王睛佳、古伟瀛著《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臺北巨流图书公司，2000年。

郭少棠著 “无边的论述” ，陈清侨编《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 ，香港牛津出版社，1997年，页159至176。

Edward de Buno, Serious Creativity, HarperCollins, London, 1996。

W.J.T. Mitchell, ed., On Narrative,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Brian Fay, Philip Pomper, and Richard Vann, ed., History and Theory: Contemporary Readings, Malden &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

Hans Medick, “Weaving and Surviving in Laichingen, 1600-1900: Micro-History as History and its Research Experience,” in James Scott and Nina Bhatt, ed. Agrarian Studies: Synthetic Work at the Cutting Edge, Yale University, 2001, pp282-296。

Peter Burke, “History of Events and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in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ed. Peter Burke, Oxford, 1991, pp. 233-248。

Giovanni Levi, “On Microhistory,” in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ed. Burke, pp. 93-113。

Lewis Coser, ed./trans., On Collective Memory/ Maurice Halbwach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Gulie Ne’eman Arad, ed., Passing into History: Nazism and the Holocaust Beyond Memor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James Peenbaker, Dario Pez and Bernard Rime, ed., Collective Memory of Political Event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