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个案研究

郭少棠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论坛

北京 北京大学 2004年8月23日——28日

导言

文化总是国家形成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意义的一系列价值与观念的集合，而且是促进国计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文化资源对于中国人民生活质量的创造、应用与发展是相当成功的，而这一点是其它国家和地区所不能匹敌的。当人们思考“五技”（礼、乐、射、御、数）和“四艺”（琴、棋、书、画）的时候，对于艺术主题的不同诠释重视和日常生活经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过去，普通人的文化素质也总是多样化的和令人兴奋的，即使每个人的熟练和复杂程度是不同的。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现代西方文明与文化冲击的到来，中国人在现代民族构建的过程中不断地尝试着更新与重建她的传统文化。下述便是她的历史发展轨迹。中国对于西方的反应根植于中国人尝试“西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后是“现代化”（20世纪下半叶）的努力以及过去几年来对于“全球化”挑战的响应（Schwartz 1964）。 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开展以及经济特区和“一国两制”的实施，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历史上从所未有的发展高峰。根据这些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我们应该如何重新评估过去两个世纪的“西化”（westernization）、“现代化”（modernization）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努力？这便是本文的主旨。

全球化的理论反思

关于西化的讨论与争论已经过去很长时间，在更小的程度上，它已经演变成关于现代化的讨论与争论。而那些研究宏观历史发展的学者们的最新关注点是“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的相关问题，他们倡导用“多元现代性”来取代“现代性”（modernity）和“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 (Sachsenmeier, Riedl & Eisenstadt, 2002) 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不同领域的不断发展的和更为紧密的联系与互动，更多的争论和分析正在转向“全球化”。2002年9月10日，英国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在工会会议（Trade Unions Congress）上曾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全球化”。这便是Roger Cartwright在他的最近的关于商业全球化研究著作中的开篇引言。(Cartwright 2004) 在这部著作中，他采用了Ellwood总结的全球化的经济定义，“（全球化）是一个描述古老进程的新词汇：它是指开始于五个世纪之前的欧洲殖民时代发端以来的全球经济整合进程。但是，这个进程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随着计算器技术的爆炸式发展，贸易壁垒的消除以及跨国公司的不断扩展的政治与经济权力的提升而大大加速了。”(Cartwright 2004：1) 很明显，全球化不仅仅只包括经济和国际商业，这只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部分。即使Cartwright承认这种批评和保护全球化(Cartwright 2004: 68-83)，不过他并没有把全球化进程的整体评估放在一个更为全面的视野中，没有充分地考虑经济领域发展中相互关联与互动的不同面向。在文化领域，他借用了被频繁引用的“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think global, act local）来简单地阐述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Roland Robertson采取了一种看待文化与经济之间关系的更为整体的视角，进而更深入地分析了做为全球化的一个基本问题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问题。他强调，“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本身是当代全球状况的一个基本特征，世界体系概念包括对于全球化的象征性响应与诠释都是决定全球化进程轨迹的一个重要因素。”(Robertson 1992: 61) 他倡导超越传统的德国“礼俗社会vs法理社会”（Gemeinschaft vs Gesellschaft）范式或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s theory），进而创造一个研究新全球秩序的文化范畴的理论框架，尤其是世界秩序的文化形象。Robertson描述了这些文化形象的四种类型(Robertson 1992: 78-9)：

（a） 全球礼俗社会1：这个世界应当而且只能以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更为紧密的社会团体形式来安排；这种形象强调基于所有的本土传统的神圣性的全球“相对主义”并且关注每个人的“无家可归”问题以对抗全球化的“威胁”；

（b） 全球礼俗社会2：这个全球秩序必须是一个“充分全球性的共同体”；这与“全球村”概念相符，“全球村”提倡一个全球性的杜尔干的“集体意识”(conscience collective)；

（c） 全球法理社会 1：这个世界把全球状况视为“一系列开放社会，在其中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在这个世界中，民族社会被认为是全球秩序的必要组成部分；

（d） 全球法理社会 2：这个世界秩序只能以正式的、有计划的世界组织为基础才能形成，或者是一个集权的或分权的超自然政体的变体；在这个世界中，系统化的组织被视为唯一有效的处理全球化进程危机的手段。

从上述的四个形象中我们可以发现，第一个两组形象坚决主张人类在世界中扮演关键的作用，而第二个两组形象却相信组织合作的有效性。在这些分析背后我们可以了解Robertson的主要关注点，即为了把握全球化进程研究中的“普世主义—特殊主义”（universalism-particularism）问题我们必须适当地承认文化多元性和文化多样性。他引用日本全球性以及全球化与日本宗教的关系来重申他并不同意早期的结构主义者的现代化理论，原因就在于他和Nettl坚持认为在国际体系中社会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成功程度来建构他们自己的与整个国际体系的社会认同。而且，“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虽然我们承认全球社会间体系（global inter-societal system）拥有它自己的结构特征并且社会总是在全球和内在的约束下进行运作，然而在社会变革的方向和全球参与的形式问题上总是存在着一种强烈的选择因素。(Robertson 2004: 91) 为了认识普世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的互动作用以及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他广泛地分析了一个全球“任意怀旧情绪”场景和对于基本原则的全球探寻的出现。(Robertson 2004: 146-181)

这些全球现象被现代化研究的其它领域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了出来。Malcolm Waters把文化全球化视为“新的世界混乱”。事实上，他强调当前不断深化的全球化阶段并没有对Lyotard所确定的“宏观叙述”中的任何一个取得成功和主导控制，而是一种他们自身的“消遣”。 （Lyotard 1984）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全球文化是整合的并且相互联系的，然而文化之间却“相对化”而不是“统一化”或者“集权化”。这种绝对的文化全球化包括一种更为普遍的但是却是不同的和异质的价值、品位和风格的创造，其中没有目的的约束以及自我表达或消费的限制，每个人都能获得。(Waters 1995: 125-6) Waters的研究中值得重视的是他继续探讨了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与泛基督教主义（ecumenism）。这个研究与Robertson的关于不断呈现的建构全球“任意怀旧情绪”（willful nostalgia）场景和对于基本原则的全球探寻的结论性评价关系非常紧密。Waters赞同Robertson的观点，一方面在于他们都认为全球化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世界范围内的原教旨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与他们都认为这些宗教体系要么采取“抽象的和人文主义的泛基督教主义”形式，要么采取“抛弃原始传统”的方式使他们自己与后现代趋势相对化。(Waters 1995: 130) 而且，这些原教旨主义的后现代转向和对于原始传统的探寻与全球化对种族性和民族性的影响同时发生。(Arnason 1990; Hall 1992; Waters 1995: 134-7) 由于全球化不仅是一个异质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均质化的过程，因此，世界随着文化环境价值和本土能力同时被认可而被进一步多元化。全球化的影响已经弱化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公认的联系，因此，使得少数种族团体尝试着对业已确立的民族进行重建的努力。古老的少数民族传统可能重新唤起对于新民族主义运动的响应。

除了这些对于已经确立的政体与政治文化的挑战，在文化全球化中被普遍确认为最明显的表述是消费主义（consumerism）与消费者文化。作为全球文化均质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推动力，消费者文化与过去的消费行为是不同的。它呈现出一种象征性的意义(Featherstone 1991)，其中消费成为自我表现的主要形式和认同的主要源泉，而且消费成为一种经历高度变异（hypercommodification）的高级的或后现代的消费文化。(Crook et al. 1992; Waters 1995:140) 消费成为一种自发地追寻“品位”、“时尚”、“生活方式”与“品牌”的趋势。在广告和大众传媒的推动下，或者在所谓的“后现代情境”下，消费文化被高度模拟化了(Baudrillard 1988)，它有着能够超越任何特定群体控制的自己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支持和促进价值改造的全球文化产业的新兴潮流。文化全球化输出Leslie Sklair所谓的“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这种思想轨迹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Theodor Adorno and Max Horkheimer，他们在“启蒙就是瞒众”（Enlightenment as mass deception）的标签下杜撰了“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y）这个术语（1977）。John Storey将这个诠释学派称为“做为操纵行为的文化消费”（1999）。他试图阐明“文化产业是对能够创造文化的产品的商品的挪用”。 (Storey 1999: xii-xiii)

在这个交叉点，我打算暂时停止进一步讨论文化产业问题以及文化产业与文化消费主义（cultural consumerism）和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之间的关系。上述简短的理论反思旨在证明为了更为全面地理解全球化与本土主义（localism）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全球化的更为深入的理解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文化领域。全球化意味着消除地方差异的这种普遍误解应该被纠正，因为全球化的进程意味着超异质化（hyperdifferentiation）的更深层次。它也可能导致对于原教旨主义和本土传统的后现代追寻。 总而言之，全球化不仅是一个异质化过程同时还是一个均质化过程。为了将分析进一步深入，上述的简短评论主要是为重新思考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背景。而这种思考主要是根据已经确立的关于现代化和全球化（尤其是文化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对于民族生存与复兴的追寻。过去20年来中国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可能是中国文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经历独特性的恰当表征，它也因此揭示了本文的结论性观点，即在同样的历史进程中全球化和本土异质化总是同时伴随的。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西化、现代化和全球化趋势

鸦片战争以来的任何关于中国迈向现代性道路的宏观视角都可能有过分简单化的危险。然而，为了根据时下流行的全球化理论来审视中国现代化的漫长时段，那么以下的分析对于重新评估这个漫长时段可能有助于产生新的视角。此外，下述的宏观评论也试图将过去关于西化和现代化的争论与当前的全球化问题综合起来。本文希望下述的评论能够在这个背景下得以诠释，而且诸如过分简单化的危险也能够被接受。

尽管，学术界已经认识到陷入“东方主义”（Orientalism）思想陷井的危害性和相对于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cism）来说“西化”观念已经是过时的，但是，在当前背景下对西化和现代化问题进行宏观的评论仍然是有益的。而且，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有一位德裔美国学者提出所谓的“世界西化”（westernization of the world）或“西化的世界革命”（the world revolution of westernization）概念。(von Laue 1987) Theordore von Laue的研究通过追溯西方如何影响上个世纪的历史，进而从全球视角来分析20世纪。实时Theordore von Laue坦诚他的研究的“文化失明”（cultural-blindedness）和不具有客观性，不过在这部长达400页的著作中他仅仅是为了证明西化观念即使在今天仍然是多么的影响深刻。在一部更早的研究亚洲西化问题的著作中也有着同样的学术理路，不过它的文化偏见不是那么强烈。（Darling 1979）然而，有意思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部反欧洲中心主义的著作却冠以相同的标题——“世界的西化”。(Latouche 1996, 1989) 这部著作最先是用法语写成的，其副标题是“迈向全球一体的意义、视野与限制”。在本文的结论性评价中都会引述Latouche和von Laue的著作。

本文并不打算追溯“西化”一词的系谱学或它的历史背景，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从历史起源来说它本质上是“欧洲”的。彼得大帝（1689-1725）和他的俄国改革创造了向西方学习的传统并且发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众所周知，19世纪中叶当中国遭遇欧洲列强的时候，关于采用“西学”（Western Learning）的争论正好让人们回忆起不同历史背景下俄国学习西方的先例。欧洲帝国主义的威胁其呈现的方式是不同的。吸收西学成为当时中国人生死攸关的事情。这股文化迁移（cultural transfer）的范围是如此之广，深度是如此之深以致于激起了激烈的争论和严重的政治权利争斗。

在同一历史时期，日本也由学习中国转向学习欧洲。Douglas Howland的关于19世纪日本语言与政治理性的研究指出了在中国历史经历研究中没有涉及的西化问题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即关于对从欧洲学习过来的知识至关重要的政治术语（political terms）的翻译问题，或者西化问题本身。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Howland非常谨慎地区分了西化与现代化的观念和发展之间的差别。对于前者来说，它是“早期文明开化（bunmeikaika）的明治维新现象：日本人以西方为模板努力创造一个强大富裕的日本——学习的领域包括从工业技术和科学知识到能够培养自治的企业家社会的教育体系”。（Douglas Howland 2002：2）文明开化既意味着西化又意味着发展，“积极追赶那些启蒙文明的西方国家”。（ibid）然而，“文明化”或者变得更像西方并不必然意味着现代化。Howland的论点中至关重要的是西化包括一个社会可能如何变迁或工业化。然而，成为“现代”是具有高度争论性的，Howland试图展现“现代化理论的理想主义的一个特定缺陷”，也就是无法把握欧洲人和日本人对于西化的意义的偶然性和差异的理解。诸如“自由”、“法治”和“权利”等相同的术语，可是，欧洲人和日本人对于它们的理解是有差别的。（Douglas Howland 2002：3）由于西化和现代化的理论和现象问题还要在下文继续讨论，这里足以说明西化与现代化之间的这种差异在中国的历史背景中正好呈现在五四运动时期，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通过全心全意地学习西方进而积极提倡一种新的和现代化的文化类型。

与此同时，随着苏联的崛起，现代化概念呈现出一整套新的价值标准。按照列宁倡导的赶超西方的新意识形态的官方路线，苏联计划经济领导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现代化”的一种范式。西化观念正如一种忌讳一样崩溃了。这种思想方针被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政府所继承。接下去的便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四人帮”倒台之后华国锋提倡的“四个现代化”就是这种传统的鲜明表现。

然而，具有重要意义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由邓小平同志领导的经济改革，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新配置以及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意味着现代化而不是简单的西化。经济特区与在“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的设立都是非常具有远见和想象力的。当中国进入新的世纪之后，她与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相比将是非常不同的，也将会更加发达。中国正成为一个直接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全球性权力实体。中国成功入世并且在促进和推动全球福利的事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西化”的历史要求的超越是很明显的。中国正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继续前进。为了证明过去20年来中国新的变革进程的复杂性和微妙性，本文将选择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推广做更为集中的研究。借着过去几千年来高度重视文化的传统和将文化视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正统观念，过去20年来的发展已经清楚地证明在面对推进现代化和全球化道路上的挑战和关注地方差异与需求的境况方面，中国政府表现出了强烈的政治实用主义和政治智慧。

文化产业推广及其相关改革

中国大陆文化产业的兴起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经济改革的直接结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它在一些公营和非盈利的文化事业机构中逐渐地、谨慎地开展起来，然后它们的服务开始部分地转向营利，即所谓的“用文化来支持文化”或者“用文化来培育文化”。随后，其它的一些私营文化事业单位也试图以商业目标为取向向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所有这些发展都相当缓慢地进行，直到20世纪90年代党中央正式宣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速推动服务行业发展的政策之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步伐迅速加快。2000年10月，朱镕基总理提出的“改善文化产业政策和推广文化产业发展”的建议正式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并于2001年3月由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从而正式纳入全国“十五”归划纲要。它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道路将更加宽广。

2002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了另外一个重要突破。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方针：“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他明确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这种国家财政支持的、非盈利的文化事业与市场定位和主导的文化产业之间的鲜明区别已经给了人们一个非常坚定的态度，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政治的直接控制文化与经济也能整合与发展。同年，大约20个省级城市和副省级城市表示有意建设“文化大省”和“文化城市”。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标志着整个国家总体上已经贯彻了中央的指导方针并且以市场为向导通过整合文化与经济来全方位发展文化产业。

为了贯彻党中央的政策方针，2003年9月，文化部专门下发了《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该意见对文化产业的概念和范围作了明确的界定：

（a） 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

（b） 文化产业的范围包括演出业、影视业、音像业、文化娱乐业、文化旅游业、网络文化业、图书保刊业、文物和艺术品业以及艺术培训业等等。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1年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5,933亿元，其中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文化产业就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占33.6%，达到32,254亿元。拿北京来说，根据北京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市的体育产业2001年达到106亿元，比上年增加45.5亿元，占该市国内生产总值的1.6%。据估计，北京市体育产业将以每年10%或更高的速度继续增长。

根据广东省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7%，比2000年提高了0.6个百分点。2002年文化产品制造业增加值超过了上年达到166.69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2002年，在文化制造业中，比重较大的是玩具制造业、工艺美术品制造业，分别占文化产品制造业增加值的37.6%和35.8%。增长较快的部门是游艺器材制造业、书报刊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和玩具制造业，比上年分别增长29.5%、20%、14.6%和13%。2003年广州文化产业总值超过2002年达到668.93亿元，这个数字比2000年高出175.81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4.4%，高出同时期该市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3.8%。据估计，2005年广州文化产业的总收入将从2000年的150亿增加到300亿元。文化产业的增长速度将可能超过该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整长速度。与1999年的4.8%相比，2003年广州文化产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例将达到7%。人均每年文化产品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例将从1999年的3.1%增加到5%。

自从设为经济特区之后，深圳文化产业取得了重大发展。目前深圳大概共有各类文化经营单位5000余家，从业人员达10万人，实现产业总值达178亿元，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2.8%。市属文化、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系统具有各级职称的专业人才近2000人。就电影产业来说，2000年共放映26579场电影，观众235万人次，票房收入2304万元，发行收入416万元。深圳的礼品和赠品的制造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全市大概共有1600家生产企业，每年产业总值达130亿元并且出口创汇10亿美元。深圳文化产业总值达100亿元，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5%和第三产业的15%。

随着中国入世的日益临近，2001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计委《“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办发[2002] 98号）。这是继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之后的第二个关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档。在这个档中，提出了许多旨在促进服务业（包括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具体方针政策。（Jiang & Xie 2003: 33-5）这些方针政策与其它经济领域中的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是相符的。文化产业改革的支持者都提出了改革的焦点领域：最关键的是推进文化体制与组织结构的现代化改革，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诸多场合都已经提出来，原因就在于为人民服务的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的任务与管理必须与那些以市场为基础的文化产业分离开来。第二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加大投资和人力资源建设，从而有助于提高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管理质量。（Jiang & Xie 2003）

文化与经济整合：从西化、现代化到全球化

在过去文化总是被视为意识形态的内容而被非常严密地监视和控制。然而，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战略的启动，文化与经济整合迈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并不是说政府和党中央已经完全放开了对文化活动的控制和监督，尤其是那些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在向人民大众提供免费的文化活动和服务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全国人民和全党积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努力下，很明显的是有助于文化事业与经济更为自由与和谐发展的方针政策已经得到贯彻实施。从全国各省市以及乡镇对于推广文化产业的积极反应来看，全国已经形成了发展文化产业的良好氛围。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一起为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而努力，这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包括经济、政治与军事实力）的努力是一致的。这个阶段，中国文化产业模式并不是单纯地仿效西方，而是积极地把握现代文化产业（在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称为创意产业）的最新发展潮流和面对文化全球化尤其是文化消费主义的挑战。由于文化产业的研究和发展中一个主要的策略是要求回到各自的历史和传统资源来探寻转型的视角，所以要现代化和全球化未必一定要西化已经是公认的趋势。

国家历史传统的现代化是一种直接的迁移。（Guo 2004; Shen 2004; Jiang & Xie 2004）在过去的四年间，那些致力于文化产业这个新兴事业的大多数城市都积极地反思与挖掘他们自己的文化资源，从北京和上海这些大城市到杭州这些中等城市以及孔子的诞生地曲阜这些小城市（Gao 2004: 190-7），再到现在已经正式更名为香格里拉的云南中甸地区。（Le-an-wang-dui & Shi 2003: 301-11）在广东省，追溯到岭南地区的历史传统都被提倡来复兴文化旅游业和其它相关产业。（Hu and Liang 2003: 155-64; 219-27）在2003年公布的地区发展报告中，杭州市将其计划直接命名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杭州文化产业”。（Li et al. 2003: 225-37）像辽宁这样的一些边缘省也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长时段规划（Shen 2003: 238-47），就更不用说那些文化资源更为丰富的云南省（Wang et al. 2003: 349-59）和河北省（Xu 2004: 104-23）。为了与长江三角洲地区（Hu and Liang 2003: 480-96）或甚至和包括九省和两特区的泛珠江三角洲地区相竞争，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就被提上议事日程。从大范围的三角洲地区缩小到一个城市中的一个区，比如，北京的海淀区、朝阳区和怀柔区都有非常详细的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计划。（Qian and Zhao 2003: 74-101）其中比较流行和集中的研究领域包括旅游、媒体、广告和体育产业。即将到来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更是为首都文化产品和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商机。（ibid 54-73）如今，文化被正式视为新世纪城市发展的新动力（Chen 2003: 271-81），不过，需要考虑地方差异与各自条件。在上文的讨论中，即使关于文化消费主义的问题也已经被列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或是在大众文化操纵中充当文化剥削的新手段，同时，文化消费主义也被认为是扩大内需的一种有效手段。（Li 2003: 50-60）总体上来说，要重新调整文化政策以促进文化产业的推广。（Qian and Zhao 2003: 203-8）在对外开放上，中国文化产业经历了从对包括西方在内的外国的猜忌到渴望从国外学习优秀的文化产业知识与技巧的转变，这些地区包括东南亚、美国到巴黎等城市以及纽约的百老汇。（ibid 188-96; 347-50; 382-6; Pang 2003: 305-22）被文化评论家称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象征的迪斯尼乐园被誉为“奇迹王国”。（ibid 387-91）

通过文化产业推广的形式来整合文化与经济的战略方针政策已经为中国面对同时出现的西化、现代化和全球化问题的挑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特别是作为基础的经济特区与特别行政区的成功设立成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先锋力量。过去20年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经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由于没有必要担心西化的危险，因此对于西方的恐慌已逐渐缓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举世公认的，就在于中国有着自己的现代化特质。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中国正坦然地面对挑战并进而设计应对入世之后可能面临的挑战的策略。文化与经济的联姻可能未必意味着中国文化政策的完全自由化。但是，随着对建立一个能够维持国有企业利益和私营企业利益、集体文化空间与公共文化空间之间的更为平衡的模式的日益信任，意识形态的控制正在逐渐放松以及对于政治动乱的恐慌也渐渐缓和。

总而言之，中国现在没有必要必须西化，所以对于现代化和全球化显得更为平静。对于这样一个拥有如此丰富文化资源的国度来说，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将更加光明。正是如此，回顾五四运动的历史便可以发现中国根本没有必要放弃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全盘西化。在今天的中国，积极倡导的文化复兴可能采取一种通过文化的支持来整合文化与经济的更为世俗的形式。至于现代化和全球化诠释的理论关注点，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深刻洞察再次验证了本文先前的观点，即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同时既是均质化的又是异质化的。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已经证明了它的现代性和全球性视野，同时也证明了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全国的、省级的、市级的到甚至县级的。这正是Waters所说的“超异质化”（hyperdifferentiation）。中国各地的城市都用非常时髦的混凝土建筑物来装扮自己，同时，它们也努力包装自己的古老的传统遗迹作为文化旅游地。传统与现代因素相互互动和彼此补充。像岭南文化这样的悠久地区文化传统被挖掘出来作为文化旅游和其它相关产业发展的资源。理论上具有深刻见解的是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在不同的城市、区域与地区之间从来没有一致的，它们在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各自经历不同的阶段和采取不同的模式。从理论上来说，文化或创业产业（creative industry）的兴起一般是在后工业社会或“休闲”的“去工业社会”（“de-industrial” society）中出现，同时伴随着那些有助于改变传统的工作、休闲和社区生活方式的“创意阶级”（creative class）的产生和扩展。（Florida 2002）Richard Florida以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为例来说明这个新兴的“创意阶级”如何发展一种能够刺激文化或创业产业需求的新的生活方式。然而，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多样和复杂的经历却说明即使对于那些发展具有如此多样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同样渴望这种新的休闲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主义。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经历可能挑战那些将视角严格地限制在与后工业、去工业或休闲社会相关问题的文化产业理论家。

上述所有这些评论都回到全球化和本土化进程中的文化与经济互动问题。全球主义（globalism）与本土主义（localism）必须相互实现，才能达到所谓的“多元现代性”。过去20年来中国的发展经历可以说是一个复杂的，但同时又是一个独特的个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以探索对西化和现代化的古老问题以及全球化的当前问题的更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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