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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许国屏民族音乐教育思想管窥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曾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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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国屏民族音乐教育思想管窥  发帖心情 Post By:2019/4/9 21:58:00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通常,思想是行动的内在指南,行动是思想的外在表现。一定的行动举措,大多是一定思想支配和影响的结果。德艺双磬艺术家、著名笛子演奏家许国屏先生,之所以几十年如一日,筚路蓝缕研究笛子,矢志不移传播笛子,自我扬鞭推广民乐,在全国各地奇迹般地进行了20多万里的“音乐长征”,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吹笛能手和民族音乐演奏人才;创造发明多功能笛,拓展了笛子制作演奏的新领域;编写出版20多部器乐演奏读物,助推了民族音乐的教学和普及;创作改编大量笛子音乐作品,丰富了笛子音乐文化宝库。为笛子艺术和民族音乐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背后,是因为他有一套简单朴素的民族音乐教育思想指导。

迄今为止,许国屏先生并没有对自己的音乐教育思想作过全面系统的阐述和宣示,这给我们学习研究,带来了许多困难。但是,在一些日常交谈和与媒体记者访谈之中,他却常有一些有关民族音乐文化的即席言论。同时,几十年来,面对社会上不时出现的各种音乐文化思潮和现象,他也都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抉择。虽然这些即席言论大多只是片言只语,行为抉择也带有明显的个人倾向,但细加探寻和咀嚼,其中却闪耀着民族音乐的思想光辉和独特的人格魅力。透过这些言论和行为,我们不但可以学习老一辈民乐工作者的精神风骨,而且还可以汲取其潜藏着的民族音乐文化思想。这对于我们继承民族音乐优秀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促进民族音乐文化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以为,概括而言,许国屏的民族音乐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观点上:

 一、普及观。他认为,“最打动人心的音乐,并不是大剧院里那些专业演奏家所奏响的,而是一个从来没有触碰过乐器的孩子,才自己的嘴里第一次吹出来的”。这话初听起来,似乎有些难解。因为音乐是声音的艺术,必须经过长期学习训练,才能达到一定的水准,逐步进入艺术的境界。许多人终生努力,也不一定能演奏出“最打动人心”的音乐。而“一个从来没有触碰过乐器的孩子,从自己嘴里第一次吹出来的”音乐,怎么可能会是“最打动人心”的呢?倘若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只要让“从来没有触碰过乐器的孩子”来玩一玩,让他们“从自己的嘴里第一次吹出”声音来就行了,还要“大剧院里那些专业演奏家”干什么呢?可见,这种说法固然新奇独特,却显然不大站得住脚。

不过,若从一个器乐演奏人才的成长历程来关照,情况就不同了。许国屏认为,大剧院里那些训练有素、技艺高超的“专业演奏家所奏响的”音乐固然相当精彩,但“一个从来没有触碰过乐器的孩子,从自己的嘴里第一次吹出来的”声音也不能小觑。因为不同的人,在人生不同阶段和场合所进行的器乐演奏,其价值意义往往是不同的。对于一个“专业演奏家”来说,大剧院里的演奏,恐怕只是他们漫长的职业活动的“某一次”。这种“,某一次”虽然很重要,但对其职业发展似乎无关宏旨。可对于“一个从来没有触碰过乐器的孩子”来说,能“从自己的嘴里第一次吹出”声音来,则是其人生旅途中开天辟地的第一次,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第一次”虽然难免简单稚嫩,但对他们今后的发展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丰富的教学实践使他深知,音乐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笛子演奏也一样。大凡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其成长发展都是从“第一次”开始的。有了这“第一次”,然后才可能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才有可能最终抵达成功的彼岸;而没有这“第一次”,就不可能有第二次、第三次……成功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能否迈出第一步,吹出第一声,是能否成长提高的关键。许国屏之所以如此看重“第一次”,并认为“一个从来没有触碰过乐器的孩子”,“从自己的嘴里第一次吹出来”的,是“最打动人心的音乐”,恐怕正是从其无与伦比的价值意义上说的。

要让“从来没有触碰过乐器的孩子,从自己的嘴里第一次吹出”音乐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教他们,去向他们普及。而普及的首选乐器,就是笛子。因为“笛子本来就是民间的乐器,那么,就应该让它走进平民百姓……不管你是老的、小的、聪明的、还是笨的,都要给他一些艺术细胞”。(贾凡《许国屏的生活故事与解读》,《许国屏与吹笛老人的故事》,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等编,第67页)在《少年儿童笛子教程》“写在前面的话”中,他更是强调:“做好民族音乐的普及工作,是发展民族音乐的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大事。普及民族音乐要从小抓起。应该让更多的青少年通过学习民族乐器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而“作为一名民族音乐工作者,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中国传统的民族音乐能够深入到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里”。(郭宇婷等《悠悠笛声颂党恩》,《许国屏和吹笛老人的故事》,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院等编,第47页)

为此,他甘为民乐“孺子牛”,先后五进大别山,三赴内蒙古,从井冈山到五指山,从沂蒙山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始终为笛子,以及民族音乐的普及而奔忙。除自己身体力行,他还在有关方面支持下,专门组建了一支“多功能笛”普及志愿者队伍,经常深入机关、学校、工矿、军营,街道、社区、里弄、楼道,去宣传普及“多功能笛”。

对于普及的目标,他也有明确的定位。他坦言:“我培养的目标,不是演奏家。演奏家让专门的音乐学院去培养。我主要是培养孩子的兴趣。”在他看来,高等音乐院校的任务是优选优育,是锦上添花,是提升拔高,要培养高端尖子,出“演奏家”,而他所做的社会教育工作则是细雨普降,雪中送炭,目的是普及,“培养孩子的兴趣”,使他们“众乐乐”。因为他深知,笛子艺术是在广泛普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普及是提高的前提和基础,提高是普及的方向和目标。有普及才会有提高,没有普及也就没有提高。即使是专业的演奏家,他们也是从普及开始,逐步成长起来的。因此,民族音乐要发展要提高,就必须首先做好普及工作。

二、比赛观:比赛是艺术活动的重要形式,也是推动艺术繁荣发展的重要举措。作为一个著名的艺术家,他对社会上形形色色层出不穷的各种比赛,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不笼统反对比赛,比如两年、三年组织一次比赛是可以的”。这就是说,举办一些比赛活动是必要的,但不能太过频密,应该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如果接二连三,过多过滥,像他说的那样,“最多一年收到六七次比赛的邀请书,要我带学生去比赛。这就太多了”。因此,对那些过于频密的比赛,他是反对的。因为艺术规律昭示,一个人艺术水平的提高,大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不可能一日千里,突飞猛进。比赛活动虽有一定的交流促进作用,但也要建立在参与者有新的积累和提高的基础上。如果“你方唱罢我登场”,过于频密急促,那么相关的老师和学生就只能不断赶场,疲于奔命。非但艺术水平难以提高,而且还劳民伤财。

同时,他洞察各种比赛活动的举办动机和运作方式,对其中的问题也看得一清二楚。他认为,在一些地方的“学校里,有精英教育的偏向,爱搞比赛”。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比赛都充斥着个人英雄主义和拜金主义的腐朽思想,沾染了找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等不正之风。对此,他明确表示,“这个我是反对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比赛基本上是“多数人围着少数人转,少数人又围着老师和领导转。如果这个学生得了奖,那么老师的职称上去了,学校也光荣了。……而比赛又靠什么呢?靠花钱,要请著名音乐家、作曲家来作曲,要请一流的演奏家来辅导,(这些)都是钱。这样,民族音乐还怎么普及,不都成少数人的事了”?(贾凡《许国屏的生活故事与解读》,《许国屏与吹笛老人的故事》,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等编,第67页)因此,他直言不讳地说,对这些比赛,“我也是打问号的”。

三、舞台观。舞台是音乐表演的重要场所,也是音乐家施展个人才华的重要天地。许国屏的舞台观既开放又广大,总是坚持在全社会的广阔天地里找舞台,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用舞台。他的心目中,舞台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剧院里的舞台,一个社会上的舞台。他认为,剧院里的舞台是小舞台,因为它数量不多,只有少数表演艺术家能表演,观众也十分有限;而社会上的舞台才是大舞台,因为它随处皆有,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可以参与,观众千千万。剧院里的小舞台是社会大舞台的浓缩和提高,而社会大舞台则是剧院小舞台的延伸和拓展。剧院里的小舞台是固定的,封闭的,有门槛的;而社会上的大舞台则始终是移动的,开放的,无门槛的。人民群众需要剧院的小舞台,更需要社会的大舞台。作为一个心中时刻装着人民的艺术家,只有“走出这个剧场小舞台,到社会的大舞台去,才能更好地普及民族音乐”。(贾凡《许国屏的生活故事与解读》,《许国屏和吹笛老人的故事》,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等编,第62页)既要在剧院的小舞台上表演,又要在社会的大舞台上驰骋。真正做到人在哪里,艺术表演的舞台就在哪里。百姓在哪里,自己的舞台就在哪里。

由于拥有这样的宽广的舞台观,他的艺术活动天地也更加广阔。几十年来,除了在剧院里的小舞台演出,他还深入山区、海岛、边疆,街道、社区、里弄,工厂、车间、军营,机关、学校、商场等地,亲自登台或组织文艺骨干为群众演出。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他还把艺术表演的舞台搭到平常少有人去的公墓陵园里,并在那里举行别开生面的音乐会,用音乐来寄托亲人的哀思,为那些逝去的人送行。不仅拓展了音乐表演的舞台,还起到了移风易俗的独特作用。

另外,在服务对象的选择上,他的艺术天平总是比较多地偏向于缺文少艺的弱势群体。有一次,他到井冈山慰问演出,恰巧某著名歌星也在那里演出,不仅广告铺天盖地,而且搭建的舞台也很大,开演时,台下很快聚集了1万多名观众,场面十分火爆,而许国屏演出时,来看的只有山沟沟里两个小孩子,但他照样像面对万千观众一样,满怀深情地为他们演出,让两个小孩子感动不已。

四、考级观。社会艺术考级,是近些年有些地区和院校面向社会推出的艺术等级考试活动。这项活动自开展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和广泛支持,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艺术教育活动的开展和素质的提高,但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受利益驱动的影响,也产生了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最为突出的,就是社会上各种名目的艺术考级过多过滥。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院校,往往都自设考级科目,自定考级标准,自编考级用书,自制考级证书,面向社会组织举办有偿的各种艺术考级活动。联系挂钩的各地琴行和相关辅导老师,也极力鼓动家长送孩子去考级。在这种社会氛围影响下,很多家长由于不明就里,也往往盲目跟风,一味赶场,有些甚至每年都要送孩子去考级。其景象犹如许国屏所说:“考了五级考六级,考了六级考七级,考了七级考八级、九级、十级……”年复一年,没完没了。不仅家长花了不少钱,孩子也几乎成了考级的机器。而最后捧回来的,不过是一张既说明不了什么实质问题,又没有多少实际用处的考级证书。

针对这种情况,许国屏有些忧虑。他认为,“现在孩子功课太重,还有考不完的级”,真是不堪重负。学点艺术是必要的,但是否都去考级,则“要打个问号”。于是,他发出了“是不是一定要去考级”的疑问。在他看来,艺术学习是一个不断进阶的长期过程。“你到了那个水平就去考一考,你没到那个水平就不要去考,你就吹着玩。”《生命不息,笛声不止》何必年复一年,一次又一次去考什么级呢?

五、快乐观。许国屏是个典型的快乐主义者。对于少年儿童学习音乐的动机,他有一番直率的告白。他开宗明义说,教少年儿童吹笛,是为了让他们接受音乐美的教育和熏陶,学会审美,变得聪明,得到快乐,而不是让孩子们今后都去当演奏家。这对于许多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家长来说,听起来似乎有些失望,但却是千真万确的大真话,也是毫不虚妄的大实话。因为从小学音乐的孩子很多,但由于社会需求和个人机遇条件等影响,他们长大后,真正走上专业道路,成为演奏家的,毕竟只是少数。这是很难改变的现实。能当演奏家,当然好;但当不成演奏家,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将来当演奏家的,要学;不当演奏家的,也要学。因为音乐美的学习和熏陶,是人人都需要的。

在许国屏看来,绝大多数少年儿童学习音乐,目的主要是为了多掌握一项技能,以便更好地接触音乐、体验音乐、欣赏音乐、享受音乐、丰富生活、精彩人生。也就是说,首先是为了快乐。只要他们在音乐学习中能得到快乐,那么学习的目的就达到了。而怎样才能快乐呢?许国屏的回答很简单:“不加分,不考级,不比赛,就是快乐吹笛。”

因此,他组织辅导的各种活动,往往都不设门槛,而是提倡全民参与,快乐吹笛。人不论东西南北、男女老少,笛不分竖吹横奏、水平高低,只要能在吹的过程中得到快乐,就足够了。

六、义利观。许国屏对学生总是很大方,不仅免费教学,而且还送乐器。1996年组建华山小区“童心”笛子队时,他一次性无偿提供了20多支竖笛。2007年上海特奥会期间,他走进“阳光之家”,向智障学生赠送了50多套“多功能笛”,并亲自授课,教智障学生吹笛。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他第一时间向灾区的孩子捐赠了1000多支笛子。在紧接着的“阳光爱心”夏令营活动中,又向从都江堰来的200多名学生赠送笛子,还冒着酷暑,为孩子们讲学、演奏。为了筹措资金和书籍,更好地支援边远山区的孩子,他在《学竖笛 识简谱》一书出版时,分别在上海的20多个笛子教学基地,轮流举办了20多场首发式,先后售书一万多册。同时,鼓励“一书两用,以书会友”,把学生们用过的旧书回收起来。随后,他把编书所得的全部稿酬,卖书的钱,回收的旧书,连同新买的几千支笛子,全部送给了井冈山和海南岛的农村孩子。他研发的“多功能笛”投产并批量生产后,作为专利所有权人,本可按规定提取专利费,但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使广大少年儿童都能买得起、用得起,他便毅然放弃了应得的专利费,一分钱也不要了。

可是,为了节约费用,他对自己却十分苛刻。1992年,他从上海坐火车到内蒙古巴彦淖尔盟去辅导,行程长达2100多公里,买不起卧铺车票,就一路坐着硬座过去。下车来不及休息,啃上几口大饼,就急着去上课了。平常到社区、学校辅导,他从不打车,都是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去,骑着自行车回。就是举办新书首发式,一天要赶许多场子,他也坚持不坐小汽车,而依旧骑着自行车来回奔波。他成就斐然,却常说自己这一生很简单,就是“拿着一根笛子,骑着一辆车子,带着一个脑子,到处走走写写,或者写写走走……”(贾凡《许国屏的生活故事与解读》,《许国屏与吹笛老人的故事》,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等编,第73页)可在这“简单”之中,却谱写出了无比精彩的华章。

品高声自远。当许国屏在社会上声名鹊起,许多人都纷纷尊称他为明星时,他却谦逊而幽默地说:“其实我也是民心,只不过不是那个‘明星’。我是人民的‘民’,心中的‘心’。我认为,只有心中有人民,笛声才能走向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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