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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女人的自信 男人的尴尬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徐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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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自信 男人的尴尬  发帖心情 Post By:2019/3/26 8:52:00

 

女人的自信 男人的尴尬

——对近年来女性文学的初步考察

由于历史的、社会的诸多原因,“五四”女作家追求个性解放的呼声伴随着隆隆的炮声而渐渐微弱以致平息。她们尚未对个性意识进行深思便匆匆投身于民族救亡运动了。而1949年以后又由于政治运动不断,直到八十年代的今天,女性的自我意识才又在女作家身上再次苏醒并愈见强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当代文坛,已经不再是男性作家舞棍耍拳的“和尚庙”了。随着女作家队伍的逐渐扩大,当代文坛呈现着“阴阳互补”的创作气象。引人注目的贾平凹在他连续不断的“商州文化系列”小说中塑造了这样一些传统的女性形象:一个女人主动上门肩负起养活残废男人的重担(《请茶》);为了男人的前程,甘愿挺着大肚子、背着未婚先孕不洁恶名的女人(《古堡》);明知丈夫有外遇却默默地坚持履行妻子义务的黑氏(《黑氏》)……贾平凹曾经借《歌恋》中梅怡这一女人之口说:“妻子呢,就应该尽量地使丈夫享受到美,激励他的事业。”因而他笔下的女人总是那么的“古色古香”:温顺、善良、任劳任怨、含辛茹苦地孝顺公婆、抚养孩子,勤于妇道并对丈夫做出巨大的牺牲。《月夜》中的妻子为了丈夫的事业甚至不惜毁掉腹中的孩子。透过贾平凹塑造的这些女性形象,我们或多或少地窥视到当代男性作家深层意识中潜伏着的封建落后的传统意识。这就是“唯我独尊”的男性中心意识。男人有难,女人相助似乎是天职。

值得注意的是,与贾平凹塑造的女性形象完全不同,当代女作家们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生育工具”“男人的附庸”“丈夫的后勤部长”……这些传统思维与社会心理重压之下形成了一种逆反心理。她们的笔下,女性不再是“贤妻良母”。即使如此,这些女性形象也有着与男人一样的事业追求。如谌容《人到中年》里的陆文婷。新时期女作家心目中的女性形象应该是张辛欣《在同一起跑线上》中的女主人公:她有着孟加拉虎般勇猛的气质,泼辣彪悍,尤其是具有着女性极为强烈的自尊感:“为什么?男人总是在需要的时候才想到爱,而女人呢,为什么总要在爱的压迫中,在艰难的付出以至丧失中才能得到筋疲力尽的心理上的满足?这太不公平了!”张辛欣她们笔下的女人和男人一样发出生活重压之下沉重的喘息声。她们不再甘愿做男人庇护伞下娇弱无能的羊羔。时代给她们插上了实现自我的双翅。于是,“女强人”形象就应运而生。

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当代女作家在强烈的女性自尊意识支配下所塑造的新型女性形象,是对男作家在男性中心意识膨胀下塑造的女性形象的有力修正与补充,是她们对男性作家所持女性态度的一种更正与平衡。

随着社会不断的改革开放,当代女性作家由对社会问题和生活表象的思索,转向了对作为历史和自然的“人”的女人自身命运的深刻反思。对女性反思的结果,便是她们发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女人,进而变得敢于正视男欢女爱并对此加以大胆的表现。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她有什么病》;王安忆的“三恋”;铁凝的《麦秸垛》等等。她们跨越了“五四”女作家迟迟未能超越过去的旧有伦理道德设置的藩篱,正视人性的本能和欲望,肯定了女人作为“人”所具有的生理等要求。冯沅君《旅行》中两性相悦时的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气度不复存在,代之以王安忆《小城之恋》中两性强烈吸引时的撕打与性苦闷的焦灼不安。从张洁《方舟》对妇女社会问题的思索发展到王安忆“三恋”中对女性生理与心理世界奥秘的探寻。这是一次“质的飞跃”。作为新时期颇有社会影响的女作家,王安忆的创作历程与创作心态的发展轨迹,完全可以代表当代女作家群体的心路历程。她由创作起步阶段的《雨,沙沙沙》中那种少女般青春期朦朦胧胧的思索与追求,渐渐过渡到少妇般的成熟与世俗老练。新时期的女作家完成了“五四”女作家未来得及完成的对于妇女自身的反思,并趋于成熟。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念及自己同性的命运,女作家总是难免要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大自然的安排使女作家们无可奈何并为之烦恼:“上帝待女人似乎十分不公,给了女人比男人漫长的生命,却只给予更短促的青春……生命的发生本是由男女合成,却必由女人负担艰苦的孕育和分娩;生命分明是吸吮女人的乳汁与鲜血长成,承继的却是女人血缘与家族”;“男人在女人的眼泪与爱抚下安息,女人将男人送走,然后寂寂地度过孤独的余生。”(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每当女作家握起笔时,总要抒发心中的愤懑“做一个女人真难!”(《方舟》)这,成了女作家们共同的生活体验和辛酸经历。也许,这正是女作家们创作的原动力吧!

继无助的喟叹之后,她们又对自己作为女性的自我充满自信,甚至自豪。女人与男人实际上是生物和社会共同体中的两个互为补充的变体。男人和女人是互相创造的。即便妇女在政治、经济上解放,也不能标志着妇女个性的解放。只有女性自身的心理解放,即她们认识到自己的自我价值,在心理上真正自立了,这才能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与男女平等。因此,相比于“五四”女作家,新时期的女作家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她们已经在心理上产生了极为强烈的自尊与自我意识,她们表现自己的个性欲望。张洁就显得十分潇洒、乐观,在《方舟》中她借荆华这个人物之口发表她的“女权主义”宣言:

“一个‘母马驾辕’的时期好像就要到来。也许宇宙里一切事物的发展,不过都是周而复始地运动,再退回到母系社会也未必不可能。”

当女作家们清醒地意识到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个人价值与地位之后,她们不由得产生了强烈的“女性崇拜意识”。实际上,张洁、王安忆等人早已在她们各自的作品中暗示读者:这个“母马驾辕”的时代早就已经来临啦!不信?让我们再来粗略的观察一下。

在《祖母绿》中,张洁这样满怀深情地描绘女主人公曾令儿:当她勇敢地承担了写大字报的后果而受到大会批斗时,她“站在台上,像一株被暴雨狂风肆意揉搓的小草,却拼出全力用她的几片柔弱的细茎,为左葳(男主人公)遮风挡雨。”而左葳呢,这个堂堂男子汉却又是如此窝囊。两位女性追逐着的不过是一个美丽的幻影:他徒有潇洒的外表,不学无术,事业上更缺少上进心,反而倒要两个女人为他遮风挡雨和提携。男人不行,女人相助。这里,曾令儿的形象是高大的。这也正是作者张洁赞美女性的本意。

王安忆在“三恋”中描写的三个女人,无一不是在情场上主动出击的刚毅女子。“只有在‘性’的面前,人才是真正平等的。”(见《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因此,王安忆大胆地表现了女人特有的微妙的细腻的情感。她的“三恋”主要揭示了这样的生活哲理:“女人生来不是独自个儿的,她竟有这样奇异而痛苦的能力,便是由自身分离出生命。她对事物理解的出发点要比男人广阔得多。往往是这样,男人与女人同时出发,并肩前进,而到了孕育生命的时刻,女人便将男人甩在了身后,飞快的却孤独的超越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王安忆的“三恋”中的女人是“那样一种女人,表面柔弱文静,而内心却很强大,有着广博的胸怀,可以庇护一切柔弱的灵魂。心中洋溢着那股激情,是爱情还是母爱,永远也分不清。那股爱几乎称得上是博爱,有着自我牺牲的伟大。”(《荒山之恋》)王安忆在《荒山之恋》中告诉我们:“女人实际上有超过男人的力量和智慧,可是因为没有她们的战场,她们便只能寄予自己的爱情了。”在《荒山之恋》中,那个男人受到第三者的狂热进攻时就失去意志的自控力“听凭两个女人争夺,听凭命运的摆布。”最后,金谷巷女子终于将他带入死亡的荒山之中。王安忆笔下的男人们,多是“不很强”的,他们“需要的是那种强大的女人,能够帮助他克服羞怯,足以使他倚靠的,不仅要有温暖柔软的胸怀,还要有强壮有力的肩膀,那才是他的休栖地,才能叫他安心。”王安忆笔下的女人与贾平凹笔下的女人,是多么的不同啊!而这也恰恰说明了一点:女作家笔下的女人,与男作家笔下的女人,肯定是不一样的。女作家塑造的女性,是对男作家塑造的女性的有力修正与调整。这就不得不归因于两性观察世界的不同视角与不一样的创作心理。

台湾女作家琼瑶在她的小说《在水一方》尾声里借他人之口赞美杜小双:一个小小的女孩子,纤弱细致的很,却治好了两个“残废”——卢有文和朱诗瑶这两个心理与生理上的残疾男人。啊!就是这“一道看不见的强劲电弧一样在男女之间产生的那种精神和肉体的强烈倾慕之情”,使得女人巧妙地从男人手中取走了时代列车的“驾驶执照”,将人类社会的列车开往了“母系社会”!当男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怎能不尴尬无比呢?张贤亮笔下的章永璘曾傻乎乎地声称“女人永远得不到她创造的男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可是,在女性批评家眼里,章永璘不过是“一块泡在女人眼泪中的卵石。”而王安忆在《荒山之恋》中不是让金谷巷的女子得到了她所欲征服的那个软弱的男人了吗?

“世代沿袭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丰富着人的内在本质。它们构成了人的生命力和美。”(《情爱论》第103页)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应该让女性文学这朵文学奇葩芳香四溢,为这片天空抹上绚烂的彩霞。而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新方法与新视角,“女性文学”无疑当处于有待继续开垦的初期阶段。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女作家横空出世并在当代文坛上驰骋!

1987年夏写于华东师大

刊登于《文学评论家》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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